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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眼中的西南联大:国之西南有大学泱泱

作者:徐佳 · 2016-07-23 来源:财新网 [微博]

 

  来云南大学参加文化研究工作坊,从海拔4米的上海到海拔1800余米的昆明,有些高原反应,大把大把地吃薄荷糖提气,同时昆明多雨又多晴的夏天令人舒畅。

  每日早晨从翠湖北路南门进入云大,拾阶而上,经会泽院、走古桐道至文渊楼听课,是一段十分美好的步行路程。脚下的石路历经岁月早有了润泽——从私立东陆大学、省立东陆大学、省立云南大学、国立云南大学至五十年代院系调整至今云南大学的九十余年间,多少学人在这里倘佯,多少人、多少家庭整个的生命与这座校园交织在一起!

  每日傍晚又取银杏道、凌云道、仕林道、儒林道等不同路径出云大的东西南北门,至北门街、文化巷、文林街或一二一大街,沿翠湖散步,或到临近的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民族大学、昆明理工大学校园散步,有时路过云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大楼,传来简单干净的钢琴声,感到平静愉悦。

  向西南

  然而在往昔、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这昆明市的西北角哪里是平静之地?翠湖的涟漪见证过烽火中的西南联大岁月——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集体出走的一次壮举。平津沦陷以后,为在抗日战争中保存中国教育与思想的精英,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京大学、私立南开大学等校师生南迁长沙、又到昆明,长征万里,在这里建起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结束以后,三校北返,国立昆明师范学院(今云南师范大学)在西南联大旧址上建校,始末八年有余。

  国之西南的昆明却也难逃战火,日军屡屡轰炸,物质又极度匮乏。联大教职工薪水微薄,得靠卖字卖衣或兼工为济。大多数教授代课领酬,另外一些人,比如闻一多擅长金石,便揽一些刻章的活计,梅贻琦、潘光旦、袁复礼三位教授的夫人还一起制作定胜糕,在昆明街头挑篮售卖。文人饱尝捉襟见肘之艰辛,才得以领悟人间世道之哲理——思考度日、哲学济世,梅贻琦、潘光旦加之陈寅恪、叶企荪四位联大同事后来被誉为百年清华历史上的四大哲人。

  联大岁月固是极其艰难的,却也是格外浪漫的。在一间铁皮屋顶教室里,雨点打下来的声音太大,学生听不见讲课,教授遂在黑白上写下“现在听课赏雨”六字。梁思成林徽因大建筑师伉俪则几易其稿才为联大设计出一排云南地区普见的茅草房教室。华罗庚、闻一多两家人共居一间十几平米的屋子,华罗庚作小诗记录:

  “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

  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

  为防集中轰炸,联大教职员工散居在昆明各处,据说周培源前往课堂的代步工具是自家养马,以至于大半个世纪以后我到清华大学读书,每每经过大礼堂西南侧的周培源应用数学研究中心,都有一种时空的错觉,望先生一骑扬尘来。

  国仇家恨,悲欢离合,苦难又苦难……既然向死而生,终要生得人格楚楚、文采翩翩!清华又西南联大学生穆旦在昆明《文聚》、香港《大公报》等刊物上连续发表《合唱》、《赞美》、《防空洞里的抒情诗》等现代诗,以孤而不独、哀而不伤的诗句宣告:

  “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联大学生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等组成九叶诗派,加之教师闻一多、朱自清、冯至、李广田、卞之琳等,又构成中国新诗史上至关重要的“西南联大诗人群”。他们写实又独立于现实、探索内心又纠正小我的伤感,在现当代中国文学史上,他们“听着狂风里的暴雨,在灯下这样孤单”(冯至)。

  二十世纪的战火令中国知识分子四海为家,又总是在颠沛流离的途中知识分子认识了这个世界。他从自己的书斋出走、又处处建起书斋,岂知四海不是好地方?

  向田野

  联大教学物资的匮乏迫使师生走出教室到野外去开展实地教学。曾昭抡率领一队师生从昆明出发,横渡金沙江、达西昌,又再横越大凉山、入彝族区,普查沿途矿产资源,记录交通状况——这支西康科学考察团的田野笔记为后来我国开发攀枝花矿区、建钢铁生产基地提供了重要资料。袁复礼带领的地质小组前往四川兴文、古蔺,云南镇雄等地采集标本,袁复礼与冯景兰又在西康开展地质矿产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了麻哈金矿和荥经铜矿。施嘉炀带领云南省水利发电勘测队开展为期两年的勘测,最终提出云南水利资源开发计划,其中包括一批小型水电站的设计。人文学者也走向了田野——闻一多调查西南地区民族民俗,以此研究《楚辞》并完成《楚辞校补》;罗常培则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开拓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新领域,诸诸。

  田野调查也成为了联大师生相携相扶、苦中作乐、保有情趣的途径。今天再看诸先生的相片,皆容貌堂堂、风神俊雅,国仇家难竟丝毫不曾写在脸上。

  在联大时期,冯友兰完成《新理学》,陈寅恪完成《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汤用彤完成《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华罗庚完成《堆垒素数论》,吴大猷完成《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及结构》,张青莲完成《重水之研究》,赵九章完成《大气之涡旋运动》,孙云铸完成《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冯景兰完成《川康滇铜矿纪要》,马大猷完成《建筑中声音之涨落现象》……泱泱大学之包容之通达既使得文法理工诸学科兼修共建,又令清华之严谨、北大之自由与南开之活泼在这国之西南彼此润长。

  回中国

  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门牌上仍镌立着朱光亚题写的西南联大校训“刚毅坚卓”四字,这位中国“两弹”元勋是西南联大1945年的毕业生。1941年,湖北少年朱光亚考入西迁至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物理系、受到科学启蒙,次年西南联大在重庆招收插班生,转学后的朱光亚又先后受教于周培源、赵忠尧、王竹溪、叶企荪、饶毓泰、吴有训、朱物华、吴大猷诸位先生。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派遣物理学家吴大猷、化学家曾昭抡、数学家华罗庚三位科学家赴美国考察原子弹研制技术,吴大猷携助手西南联大物理系助教朱光亚、西南联大物理系大二学生李政道同行。

  留美五年,岁月坎坷,朱李二人漂洋过海、甫一登岸便被告知美国科研机构不向外国人开放,加之国内局势变化,考察组就地解散,朱光亚转而进入密执安大学学习并终获原子核物理博士学位。1950年朱光亚牵头撰写《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又得50余位留美中国学生联名署名,号召海外留学生回到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投身祖国建设:

  “同学们,我们都是在中国长大的,我们受了20多年的教育,自己不曾种过一粒米,不曾挖过一块煤。我们都是靠千千万万终日劳动的中国工农大众的血汗供养长大的。现在他们渴望我们,我们还不该赶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献给祖国的人民?是的,我们该赶快回去了。”

  文人长征,跋山涉水,向西南、向田野、向世界、又回祖国,为“刚毅坚卓”四字写下注脚,也抵住战火维系了中国大学教育之命脉。

  在云南大学研修期间,我每日早晚都到临近的翠湖散步,有时吟陈寅恪《昆明翠湖书所见》,想反倒是那被迫出走的西南联大岁月,成就了自由思想、大学泱泱啊!

  研修结束之时,或许是喝了许多云南小粒咖啡,我的高反症状已经消失,离昆明之前,到文化巷再喝一杯,草读云大郭建斌教授赠书《寻找“格桑梅朵”——西藏昌都地区流动电影放映田野研究实录》。在作者序中,他说进了田野才知道,原来格桑梅朵并非一种具体的花,而泛指西藏高原上生命力最顽强的、美丽而不娇艳的野花;他说田野笔记也不是思考本身,而是思考的轨迹。那么,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真理是一种具体的存在么?真理亦或者是一次次心怀真挚与悲悯、自觉又孤独的探索?文人出走、万里流浪又归来,不是真理本身,至少是追寻真理的轨迹吧!翻至该书后记,热泪盈眶:“前后三次田野之旅……无论远近,母亲都一再地叮嘱:平平安安地去,平平安安地回”。

  就此合页离滇。平安,国之西南,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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