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大师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诚如先生之言，宋代是经济文化的大繁荣时期，亦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门阀贵族的衰微，以及伴随而来的士人阶层之崛起。基于此，书院在宋代社会中，站在了一个极为特殊的位置上，蓬勃发展。
书院之名不始于北宋，有教育功能的书院也不始于北宋，然而北宋书院却作为学校的一种，开始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并且名扬天下。根据邓洪波教授《中国书院史》的统计，宋代书院总数达到720所之多，是唐五代书院总和的10倍以上，可谓多矣。其中，切实可考的北宋书院有73所，略微超过唐五代十国共计近350年所有书院的总和，而无法分出南北宋的书院还有125所，在后世享有盛名的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石鼓书院、白鹿洞书院等在此时皆已开始显名。
1998年，国家邮政局发行《古代书院》特种邮票。邮票取材于中国古代四大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由杨文清、李德福负责设计。当然，“四大书院”的具体所指历来说法不一，常见的就有三种说法：一说徂徕、金山、岳麓、石鼓；二说嵩阳、岳麓、应天府、白鹿洞；三说白鹿洞、石鼓、应天府、岳麓。
就宋代历史而言，书院的发展，其实是政治、社会与文化三方面的交集点。
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起赵宋政权。由兵变而来的王室终觉军人操政之危险，于是有所谓“杯酒释兵权”，留下“以文治天下”的祖宗之法。这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勿让武将专权，其二是优待士大夫。赵宋既要立意造成一个文治的局面，便要处处礼貌文官，使其不至于对武职相形见绌。《宋史•职官志》记道：“官俸之逐步增添，此外复有茶酒厨料、薪蒿炭监、饲马刍粟、米面羊口各项，至外官有公用钱、有职田、有茶汤钱、又有添给，又时有额外恩赏。”宋代确立了文官体制，文臣地位远远高于武将，从范仲淹劝学张载之事便可见一斑。横渠先生张载少时甚喜谈兵，曾撰成《边议九条》上书范仲淹，范氏召见之后，认为张载是可成大器之材，留下一句流传千古的名言：“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
横渠先生张载像（上官周：《晚笑堂画传》）
“北宋五子”之一的张载崛起关中，创立关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明清之时，真儒继起，建立关中书院。“关西夫子”冯从吾、“关中大儒”李颙前后掌教，化理熙洽，传承关学。
在文治国策下，滥觞于隋唐的科举考试制度成为北宋最主要的取士制度，科举出身的官员也成为文职官僚队伍中的核心力量。科举考试，可以为士人增添无上的荣耀，当时甚至有人说：“状元及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出彊寇，凯歌劳旋，献捷太庙，其荣无以加。”由于进士及第带来的丰厚报酬，宋代整个社会的最高价值便是追求功名。
在如此背景之下，赵宋统治者本应重视文教事业，然而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使其无暇顾及此事。北宋朝廷用了20年时间才征服荆南、后蜀、南汉等割据政权，初步实现全国统一。但是这又并非真正统一，燕云十六州尚未收复，北方强辽压境，西南的大理、吐蕃也各自为政，加上连年用兵又耗费了巨大的财力，北宋统治者无心也无力于文教事业。宋初80余年间，官学没有任何新的发展，中央已无二馆六学之盛，只能勉强维持国子监与太学。政府对士大夫没有教育指导的能力，只能妪姁涵育，让他们自己发荣滋长。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
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宋真宗赵恒的这首《劝学诗》是宋代科举社会的直接反映。真宗在位时，屡向天下书院赐书赐额，鼓励书院发展。大中祥符八年（1015），真宗赐额岳麓书院，赖明人刻之石上，其手迹方得存留至今。
中央官学的不振，地方文教的瘫痪，极不适应海内承平的社会形势，广大士人只好将求学的目光转移至肇始于唐末五代时期的书院上，赵宋政府亦通过赐书、赐匾等使书院合法化的形式来支持其发展，使其暂时成为了官学的替代机构。《中国书院史》一书就记道：“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应江州知州周述之请，赐白鹿洞书院‘印本九经’；至道二年（996），登封太乙书院赐名为太室书院，并获所赐‘九经子史’诸书；大中祥符八年（1015），召见岳麓书院山长周式，拜国子监主簿，赐给院额和中秘图书……”在朝廷一次次赏赐褒奖之后，书院的办学条件不仅得到实质性改善，更获得了“书院之称闻于天下”的显赫声名，完全夺得天下君臣官民之心。
北宋政府一方面大力支持书院发展，另一方面又大力提倡科举，采取因势利导的文教政策，书院的教育教学功能也因此而强化，书院与科举渐渐走向结合。史志记载，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黄中理以江南大族掌门人的身份兴建樱桃洞、芝台二书院，广招四方之士，乐助其学。院中黄氏子弟十人皆登甲科，一时远近闻名，号称“黄氏十龙”。不仅如此，黄氏书院还因培养出宋氏兄弟决胜科场而载于史册。天圣年间，书院生徒宋庠、宋祁兄弟同登一甲进士，宋庠被点为状元及第。而后，庠官至宰相，祁参与庆历新政，官至工部尚书。兄弟皆有文名，史称“二宋”。可见，书院与科举功名一经联合，芳名远播，流传千世。
位于河南登封太室山麓的嵩阳书院原名太乙书院，建于五代后周世宗时，是北宋初年朝廷扶持书院发展的典型。宋太宗至道二年（996），朝廷改太乙书院为“太室书院”，并赐“九经子史”诸书。仁宗景祐二年（1035），复赐名“嵩阳书院”。以后范仲淹、司马光、程颢、程颐等先后讲学于此，一时名流聚会，成为一大学术中心。
总之，北宋书院大多以其替代官学的角色，强化了自唐代而来的教育功能，并且与科举紧密相连，其内部结构也日趋完备，藏书、祭祀、学田均为教学服务。自此以后，书院向社会开放，成为历代文教事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后世的发展过程中，也呈现出不同的形式。书院有时是乡村的家族蒙学，有时又是政府官学；有时得到朝廷的支持，有时又成为了禁毁的对象；有时是士人隐退山林的归宿，有时又是士大夫批判朝政的基地。尽管书院在后世有众多截然不同的表现，但是其兼具教学与学术研究之功能、讲明义理之精神和开放自由之学风的特点却是在宋代逐渐形成的。书院也成为士人阶层寄托“道”的场所，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更多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