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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藏形象的中国化:从配角到主尊 从经典到现实

作者:佚名 · 2017-08-07 来源:凤凰国学

  地藏经典从印度传入中土,在中土形成了地藏信仰。地藏信仰的形成与流传可以说是一个不断中国化、世俗化和人间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地藏菩萨图像也不断演进和成熟。

  一、地藏菩萨个体形像的定型:从菩萨形、佛装形到沙门形

  根据地藏菩萨相关经典,地藏菩萨形像主要有两种:菩萨形和声闻形。但在中土地藏信仰流传过程中,地藏菩萨的个体形像,则出现了菩萨形、佛装形和沙门形三种主要形式,其中沙门形又表现为光头形和披帽形两种。从总体来看,初唐时期的地藏造像是一种多样化的表现,菩萨形、佛装形和沙门形(光头)同时登场;盛、中唐时期佛装形消失,菩萨形所占比重下降,沙门形(光头)成为主流;进入晚唐、五代以来,出现了披帽形的新样式,沙门形(光头)和披帽形一道成为主流形式。佛装形地藏造像目前发现的仅仅出现在陕西彬县大佛寺石窟。据张总研究员的考察,千佛洞中(第23号)中心柱西壁的Q14、19、23、24、25号龛,中心柱东壁的Q32、35号龛、窟室东壁Q59、65号龛,窟室西壁的Q115 16、118、119号龛,窟门口东柱Q123、127号龛,东西门柱南壁的Q129、130、133、135号龛和Q155、162、163号龛都是地藏菩萨的龛像。这些地藏像的突出特征在于,都是半跏趺坐姿菩萨,全都是身着佛陀的衣装,或为通肩大衣,或为双肩垂领大衣,也有偏袒右肩的袈裟。更为特殊的,就是这些造像的头部之上有突出的肉髻,虽然很多造像有残损,仍能清晰辨识。

 

  龙门石窟万佛洞外神祯造地藏菩萨像

  菩萨装的地藏像在唐代较多见。如龙门石窟里有立姿菩萨形、半跏趺坐菩萨形和沙门形三种地藏菩萨造像,但沙门形地藏像很少,因而菩萨形是龙门地藏造像的主要形态。南响堂山也有一部分武周时期的菩萨形地藏造像。沙门形的地藏像在中晚唐以来大量出现,如广元、巴中、大足、资中、莫高窟,时间上讫初唐下至宋代。晚唐以后,敦煌、榆林、巴中、大足、资中则出现大量披帽形地藏造像。从上述地藏造像的梳理来看,唐宋时期人们对于地藏造像从初唐时期的多样化无序状态逐渐向沙门形集中,由不成熟走向成熟。后来出现中土特有的灵验故事《道明和尚还魂记》,人们又从灵验故事中提炼出披帽形的新样式。明代九华山金地藏的故事广为流传,以金地藏为原形的地藏图像又添加新的内容,如五佛冠形式。值得注意的是,披帽形和五佛冠形并不是佛装形或菩萨形,仍在沙门形范畴里,是沙门形的一种特有表现形式。即使在披帽形、五佛冠形地藏像流行的时期,光头形地藏像仍然广为流行。这表明中土地藏的个体形象,最终以沙门形为成熟的标志。

  二、地藏菩萨组合图像的成熟:从配角到主尊

  地藏菩萨组合图像经历了由配角到主尊的历史过程,这也表明了地藏菩萨在信众心中的位置由低到高的变化,反映了地藏信仰在中国的成熟。

  早期出现在龙门石窟、彬县大佛寺和南响堂山等处的地藏菩萨造像,大多出现在石窟或主龛壁上的一些小龛里,不仅所处位置不在中心,所占面积也极小,这表明地藏信仰开始之时并不是很重要。但随着地藏信仰的兴起和发展,地藏菩萨的组合像大量出现,在石窟中也逐渐获得了中心的位置。地藏菩萨组合像形式众多,最重要的形式有地藏与六道、地藏与观音、八大菩萨、地藏与弥陀观音、地藏与药师、地藏与十王、地藏与道明闵公等多种形式。地藏与六道出现较早,在龙门石窟、药王山、西安礼泉寺和陕西的善业泥中出现。地藏与净土(包括地藏与西方净土阿弥陀佛、观音、大势至以及东方净土药师佛)在初唐、中唐大量出现。如龙门石窟里有地藏与观音、地藏与弥陀观音、三立佛与观音地藏、地藏与六道等;南响堂山则有观音与地藏7龛、地藏与弥勒观音1龛,还有观音、大势至与地藏1龛;彬县大佛寺也有少量地藏与观音、地藏与药师的组合;广元、巴中地区地藏与观音、地藏与弥陀、地藏与药师等组合像也特别多。在这些地藏与净土的组合像中,由于弥陀佛或药师佛的出现,地藏就必须居于配角地位,而且体量较小。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地藏与净土的组合像里,以地藏与观音的组合最多。当地藏信仰与观音信仰普遍流行时,地藏与观音获得了平等的地位,并列为主尊。但从总体而言,在各种地藏与净土的组合图像之中,地藏信仰并未表现出独立性,而是依附于净土信仰之下。约于五代时期,地藏信仰与十王信仰合流,地藏一跃而成幽冥教主。

  总之,地藏图像出现了巨大变化,地藏不仅成为主尊而且拥有庞大的眷属阵营,核心成员包括道明、金毛狮子和十王,有时还配以狱卒等。不仅敦煌壁画、绢画,巴蜀地区的大足、资中、安岳、通江、绵阳千佛崖等地大量出现地藏十王图像,尤其是大足宝顶大佛湾的巨幅地藏十王地狱变相,可以说把地藏菩萨图像推向了巅峰,地藏信仰和地藏图像都趋于成熟。

 

  法国家图书馆藏地藏十王图

  然而,从图像角度来看,地藏十王图像似乎仍不甚完整。根据中国古代的对称原则和朝班排列的基本模式,主尊两边的胁侍是对称的,无论是释迦牟尼的文殊、普贤两菩萨或迦叶、阿难两弟子,还是弥陀佛的观音、大势至两菩萨,甚至观音菩萨的龙女与善财童子,都符合这一模式,而地藏菩萨身边只有道明和尚就显得不协调。直至明代闵公的出现,道明、闵公一左一右,作为地藏菩萨的胁侍,终于使地藏十王图像趋于完美。可以说,闵公的出现是地藏图像发展演进,趋于完美的一种需要。

 

  首都博物馆藏地藏菩萨二弟子铜像,選自《北京文物精萃大系·佛造像》

  三、地藏图像的本土化:从经典到现实

  随着地藏菩萨信仰的本土化,地藏图像也跟着本土化,从经典一步一步走向现实。初唐时期的地藏图像,几乎全部来自经典,无论是佛装形、菩萨形还是沙门形。如龙门石窟的地藏造像从形貌来看,几乎无法和观音菩萨区分开来,必须根据题记来区分。直到《道明和尚还魂记》出现,人们遂以本土的灵验记为基础,创造出新样式的地藏图像。披帽地藏一时风靡中原,以地藏和道明、金毛狮子同时出现,地藏图像初次脱离经典,实现本土化和人间化。当明清时期地藏信仰与九华山金地藏的传说故事结合以后,地藏信仰和地藏图像再一次转型,与现实世界的中土人物合二为一,实现了彻底的本土化和人间化。至此,九华山“地藏三尊”形象全部来自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地藏菩萨变成了唐代高僧金地藏,长期以来的胁侍道明变成了九华山闵阁老的儿子,另一胁侍闵公不仅是九华山人,还是金地藏的大护法,施地建寺,而文殊菩萨化现的金毛狮子则成了金地藏从新罗带来的一条名叫谛听的白犬。从经典走向现实,从神龛回到人间,金地藏和闵公父子的故事,促成了地藏信仰的成熟。金地藏的故事,使人们更加容易亲近地藏菩萨;而闵公父子的故事,在中国宗族社会背景下更容易唤起信众对地藏信仰的理解与接受。

 

  《地藏菩萨图像学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1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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