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一所小学的学生们等待发新学期的课本。黄孝邦摄 TAKEFOTO供图
再过几天，就是九月一日——中小学开学的日子。这也意味着新的学期开始了。
在不少学生心中，九月一日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在这一天，有人欢喜有人愁。不过很少人会注意到这个问题，为何中小学大多固定在九月一日开学？
这个问题说来话长。与开学相对应的就是暑假，而固定的假期和开学时间，正是近现代教育的特征之一。在此前，中国传统教育制度下的学生们，是没有暑假的，只是每逢传统节日到来，私塾、书院才会放假，假期也不像暑假这么长。
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开端，源于清朝末年的一系列改革。当年，随着越来越多新式学堂的建立，清政府引进了西方的教育制度，并制定了全国统一的学制、学长及假期等。自此，中国的学生们才有了固定的假期和开学日期。
不过，在漫长的时间里，开学日期也发生多次变化。而开学日期的演变，正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历程的缩影。
清末
立秋六日后开学为第二学期
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建立，不能不提清末的“壬寅学制”与“癸卯学制”。壬寅学制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制定出的第一个学制，但是它未得以实行。
清朝末年，清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一些进步人士大力呼吁改革。1898年，提倡学习西方的戊戌变法以失败而告终，但其成就之一京师大学堂得以保留。1902年1月，清廷派时任吏部尚书的张百熙兼任管学大臣，专门负责京师大学堂的恢复和筹建事宜。张百熙“谨上溯古制，参考列邦”，经过半年多的修订，在1902年8月上奏所拟章程，因由慈禧太后钦准颁行，所以也叫《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由于该年为“壬寅年”，所以又叫“壬寅学制”。
这个学制，对各级各类学堂的性质、培养目标、入学条件以及入学年限、课程设置等方面，均作了详细的规定。不过，由于壬寅学制在制定时略显仓促，而且当时主持壬寅学制的张百熙因偏护新学遭谤议，壬寅学制未实施。
1903年7月，清政府命张百熙、荣庆、张之洞等人以日本学制为蓝本，重新拟订学堂章程，并于1904年1月公布，即《奏定学堂章程》，因为当年为旧历癸卯年，故称“癸卯学制”。
《奏定学堂章程》是一套关于学制的系统文件，包括《学务纲要》、《各学堂管理通则》、《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初等小学堂章程》、《高等小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大学堂章程》等。癸卯学制是中国近代颁布并首次得到施行的全国性法定学制系统，较壬寅学制更为系统详备。它揭开了中国教育史上现代学制建立和改革的序幕。
癸卯学制模仿日本等先进国家的教育制度，确定了新的学校系统，并对各级学堂的管理体制作了规范要求。比如，各级学堂的管理人员设总办、监督、堂长。
该学制还对开学时间做出了规定：每学年分为两个学期，第一学期于正月二十日开学，小暑散学；第二学期于立秋后六日开学，十二月十五日散学（民国后以暑假后开学的学期为第一学期）。每月的房、虚、星、昴日为休息例假。逢庆祝日、端午节、中秋节也各放假一天。另外，还规定，学堂每日讲堂授课不得超过六小时。
不过这里有个细节很值得注意，清末的癸卯学制虽然学习西方，但仍然坚持“中学为体，西为中用”的宗旨，带有浓厚的“封建社会”色彩。比如，癸卯学制特别强调各学堂坚持各种封建祭典。在学校举行封建祭典，是封建统治者规范学校发展方向，威慑学校师生的一个重要措施。
癸卯学制规定各级学校在月朔日（每月的初一为朔日），监督、教员须召集学生到礼堂，宣读《圣渝广训》。皇太后、皇上的万寿节，孔子的诞辰等日子，都是学校的庆祝日。在这一天，堂中各员须率学生至万岁牌前或圣人位前行三跪九叩礼。而且月朔日、开学日、散学日或毕业日，也要率学生至万岁牌前、圣人位前行礼如仪，学生还须向监督、教员行一跪三叩礼。
开学第一课的课文，往往最能体现教科书编者的教育宗旨和意图。当时，在开学的第一堂课上学什么呢？宣统二年（1910年）学部编纂发行的高等小学用国文教科书第一课内容如下：“同学皆衣冠肃立，俄而摇铃预备。未几，呜钟铿然。……学生鱼贯入，分班序列，以次恭向万岁牌，至圣位前各行三跪九叩首礼。”
民国小学课本
民国初期
八月一日开学 一年三学期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1月3日，蔡元培被孙中山任命为教育总长。1月9日，在南京碑亭巷内务司楼上三间简陋的办公室里，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正式成立。
不过，蔡元培这次上任时间非常短，只有短短半年——因为对袁世凯倒行逆施的强烈不满，蔡元培在同年7月愤然辞去教育总长之职，然后偕同家人奔赴德国留学考察。虽然蔡元培在位的这段时间非常短，但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在任上，蔡元培组建了一个庞大的班子，并最终促成“壬子癸丑学制”的制定。
1912年1月19日，蔡元培就任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仅仅半个月，由他主持的教育部第一次正式向全国通令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
值得一提的是，蔡元培1912年1月初上任，1月19日就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速度之快，令人咂舌，当时曾有人对该法规的权威性提出质疑。事实上，这一法规并非蔡元培上任时才开始制定。在此之前，近代著名教育家蒋维乔就已经开始主持法规的制定，他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同事们草拟法规内容，不仅在时间上抢先一步，而且参与制定法规的人员专业素质、水平能力都是当时国内同行业中首屈一指。从之后的结果来看，这些法规对当时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12年5月，民国教育部在上述暂行办法的基础上，又改定普通教育办法九条，并且通告全国。7月，蔡元培主持召开了自称为“全国教育改革的起点”的第一次民国临时教育会议。
9月3日，民国教育部公布《学校系统令》。规定：初小四年，为义务教育，毕业后入高小或实业学校；高小三年，毕业后人中学或师范学校或实业学校；中学四年，毕业后入大学或专门学校或高等师范学校；大学本科三年或四年毕业，预科三年；师范学校本科四年，预科一年；高等师范学校本科三年，预科一年；实业学校分甲、乙两种，各三年；专门学校本科三年或四年，预科一年。此制度也称为《壬子学制》（次年又陆续颁布各种学校令，全称为《壬子癸丑学制》）。
与此同时，民国教育部公布了《学校学年学期及休业日期规程》五条。规定各学校以8月1日为学年之始，以翌年7月31日为学年之终。不过，一学年分为三学期：8月1日至12月31日为一学期，翌年1月1日至3月31日为一学期，4月1日至7月31日为一学期。
关于寒暑假也有规定：暑假休业日定为三十日以上，五十日以下(大学可以延长二十到三十天)，起止时间由各校根据地方气候自定。年假（寒假）休业定为七日以上，十四日以下。另外还有春假七日，时间是四月一日到七日。
北京一所小学一年级新生入学。沈伯韩摄 TAKEFOTO供图
军阀混战
开学日期常变
1912年7月，在蔡元培主持的第一次民国临时教育会议上，蔡元培一针见血地指出封建君主时代“利己主义”的教育本质。因此，在当年9月份发布的《小学校令》中，明确提出小学教育的目标：“小学教育以留意儿童身心之发育，培养国民道德之基础，并授以生活所必需之知识技能为宗旨”。
当时，小学分初等小学与高等小学，初小修业期限为四年，高小修业期限为三年，较清末缩短一年。
后来，民国教育部还陆续制定了其他规定。比如，以公历10月7日为孔子诞辰，全国各校届时均举行纪念会。另外还对教科书作了以下规定：“初等小学校、高等小学校、中学校和师范学校教科用书可任人自行编辑，但须经教育都审定。凡审定认为合用之图书，每册书面载明经教育部审定字样。各省图书审查会就教育部审定图书内择定适宜之本，通告各校采用。”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因为时局等诸多原因，中国教育事业发展颇为坎坷。一方面，当时中国仍然处于一个战乱与被列强欺辱的时期，作为青年一代的学生们有时也会参与到国家的救亡图存运动中，所以正常的学校教育往往会因此中断。
另一方面，由于军阀横征暴敛，教育经费无着，教育事业难以维持，教师索薪的事件时有发生。1926年1月5日，北京临时执政府教育部的部员开会索薪，决定查封四库全书以为欠薪抵押品。1月7日、11日，京师中小学联合会教职员开会，议决逐日轮流向政府索清三个半月积欠。如无办法则罢课坐索。1月9日，浙江全省中等以上学校职教员联合会推选索费委员，并前往财政厅催发所欠两个月之经费。
因为经费没有办法妥善解决，教师辞职事件屡见不鲜。1926年8月，京师国立八校校长因经费无着，不能开学，联名辞职；9月，湖南省公立学校校长因教费积欠17个月，全体辞职；10月，安徽省立各校校长因经费积欠过久，全体辞职。当时，山东、河南、江西、东三省情况类似，各地报纸报道此类消息的标题多用“险象”“破产”“危殆”“苦况”等词语。
面对这种情形，民国教育部也开始了教育改革。1927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大学区组织条例》九条，提出设立大学区的构想。规定：“全国依现有之省份及特别区，定位若干大学区，以所在省或特别区之名名之，如浙江大学、江苏大学等”。大学区制度一开始在浙江、江苏等省试行。当时，在江苏省大学区设第四中山大学（由东南大学等八校合并改组而成）；浙江省设第三中山大学（由省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合并改组而成）。
然而，实行大学区制后，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其反对理由为：大学区制使教育畸形发展；经济分配不均；偏重学术而忽视教育；行政效率低；易为少数人操纵等。1929年，北平教育界对大学区制提出反对意见。1929年6月25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决议停止试行大学区制，恢复教育厅制。大学区制试行不及二年，乃告终结。
虽然大学区制失败，但在这些改革中，还是留下了一些成果，比如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民国十六年度学校历》，规定：大中小学校均为秋季始业（9月开学）。中小学校，寒假两星期，暑假45日；大学校，寒假三星期，暑假两个月。
其他放假日有：重阳、武昌首义国庆日（10月10日）、黄花岗烈士殉国纪念日、植树节等。此外，《学校历》规定的不放假纪念日有：世界劳动节（5月1日）、国耻纪念日（5月9日）。
民国十八年（1929年），民国教育部颁布了新定的《学校学年学期及休假日期规程》，恢复了二学期制：“学校以每年八月一日为学年之始，翌年七月三十一日为学年之终。一学年分为二学期，以八月一日至一月三十一日为第一学期，以二月一日至七月三十一日为第二学期。”关于假期则有如下规定：“暑假专门以上学校之多不过七十日，中等以下学校之多不得过五十日，其起止日期于学校历内规定之。各学校寒假一律为两星期，其日期于学校历内规定之。”
到了1938年，教育部颁布《修正学校学年学期及休业日期规程》，小学学年起止时期不变，将暑假日期调整为6月30日至8月21日，共50天；寒假日期调整为1月1日至30日，共30天。另有各种纪念假八至九天。这一规定沿用至上世纪40年代末。
山东大学校史馆收藏的袁世凯当年所奏《山东省城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复制件之一
上世纪九十年代
九月一日开学成惯例
新中国成立后，在开学时间上仍然经历一段变迁。1950年6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颁发高校学校校历。校历规定：一学年分两学期，第一学期自8月1日至次年1月末，上课145天；第二学期自2月1日至7月末，上课144天。暑假62天，寒假14天。
同年8月1日，教育部颁发《中等学校暂行校历（草案）》。规定中等学校一学年分两学期：8月1日至次年1月31日为第一学期；2月1日至7月31日为第二学期，各授课145天。暑假52天，寒假23天，春假3天。并规定“非经主管机关批准，不得随便放假或停课。”
1952年，教育部颁布《中学暂行规定（草案）》，规定每年8月1日至次年1月31日为第一学期，3月1日至6月30日为第二学期。1958年，废除全国统一的校历。
1967年以后，各地学校的教学、学工学农（生产劳动）、寒暑假等，均由当地教育主管部门根据上级指示逐学期安排。例如在1973年，江西省颁布《江西省1973-1974学年度小学教学计划》，规定小学全学年为43周零3天。其中，文化学习时间为39周，上学期18周，下学期21周；学工学农时为全学年近3周。另有农村小学农忙假、运动会、节假日时间的安排。
1983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类教育也得以保证。当时，部分全日制小学每年假期达12周。1984年，根据《全日制六年制城市小学教学计划》和《全日制六年制农村小学教学计划》规定，全日制六年制小学上课34周，复习考试3周，集体教育活动和机动时间2周，寒暑假12周，节假日1周。农村小学根据当地农事季节，用部分假期和劳动时间放农忙假。自此，小学在教学、劳动、假期等事项的安排由全国统一制定，但小学开学、散学及放农忙假的具体日期，仍由各省市自行确定。
1987年规定，一学年分为两学期，第一学期一般在9月初开学，翌年元月份放寒假；第二学期2月下旬或3月初开学，7月放暑假。同时也规定：元旦节、“五一”国际劳动节放假l天，国庆节放假2天，“三八”妇女节、“五四”青年节、教师节等，教师都有半天的假期。另外，高等学校因性质不同，教学时间安排也不尽一致。
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基本固定每年的9月1日到次年的6月30日为一学年。各地也依此制定出自己的年度校历。从此以后，9月1日开学就形成了惯例，虽然在具体时间上有些许不同，但大多数的学校都会选择9月1日这一天开学。对不少学生来说，这一天是学生时代最痛苦的一天。
补白
最早关于暑假的规定
虽然1903年的癸卯学制，从制度上规定学期和假期时间，并拉开了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的序幕，但是最早关于“暑假”的明文规定，却出现在更早的1901年。
这是怎么回事呢？十九世纪末，在变法与维新思想的推动下，“废科举，兴学校”的潮流不可遏止。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日（1901年9月14日），光绪下令全国各地书院分别改为大中小学堂：“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著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于是，各地纷纷遵旨办理，很快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书院改学堂的热潮。
光绪发布上谕时，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正在家里休假，看到皇帝的谕旨后，他开始负责山东大学堂的筹建事宜。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四日（1901年11月4日），他拟了一份《遵旨改设学堂酌拟试办章程折》，提出在山东省城试办大学堂的想法，并提交了一份内容详尽的《山东省城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分为学堂办法、学堂规条、学堂课程和学堂经费四章，从学堂规制，课程设置，学生管理、培养与考核，学校的经费来源，甚至是学生毕业后的去向安排，都作了规划。其中在第二章“学堂规条”的第四节提出：“每年春季，以正月二十前后开学，小暑节放学给暑假休息，至立秋节后六日开学，十二月十五前后放学给年假。”
这是关于暑假最早的明文规定。没多久，其奏折得到清廷的批准，于是山东办起官立山东大学堂，这是继京师大学堂之后，在各省最早兴办的官立大学堂。
不过，这个章程只是山东大学堂的，还未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当年十月，光绪再次上谕：“著政务处即将该署督原奏并单开章程（指袁世凯的奏折及章程）通行各省，立即仿照举办，毋许宕延。”而这个章程对于后来制定的全国范围内的“壬寅学制”起到了极大的参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