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广泛使用的“名谒”（简称谒），到东汉后期便称为“名刺”（简称刺），唐代以后又被称为“名帖”，现代则称为“名片”。这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相互交往的一种文字介质，名称尽管不同，但作用却大同小异。那么，我国古代的名谒（yè,音业）究竟是什么样的？上面都写些什么文字？怎样使用和保存？海昏侯刘贺大墓出土的三块木牍，为我们解开种种迷团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实物依据。
一、奏牍还是名谒？
据披露，海昏侯墓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竹简和近百版木牍，使多种古代文献2000年后重见天日，这是我国简牍发现史上的又一次重大发现，释读工作已经陆续展开。近期公布的少量木牍中，有三件留有清晰汉代隶书的木片，尽管残缺严重，但尚可辨识，十分引人注目（图1）。
图1
有人认为这是奏牍，即墓主人刘贺上奏皇帝、皇太后的奏章副本。还有人断定，这些奏牍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汉代高级公文原本，对研究古代公文具有重大价值。
奏牍，属于我国古代的奏议，是臣下给君主的书信和意见书。汉代把这类文字分为章、奏、表、议四类，后世总称为奏议类文体。这三件书写着文字的木片，果真就是刘贺写给皇帝和皇太后的奏牍吗？果真是汉代的高级公文吗？
疑问一：既然是奏牍，为什么都没有写实质性的内容？大家知道，向皇帝或皇太后写奏议，其内容无论对于国家还是对于个人，都应该是很重要的事情，有“奏”就要有“议”，必须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而，海昏侯墓出土的这三件木牍上分别写着：“妾待昧死再拜，上书主太后陛下”（图2）；“ 南藩海昏侯臣贺，昧死再拜皇帝陛下……元康四年”；“海昏侯夫人妾待昧死”；“ 南藩海昏侯臣贺，昧死再拜上书言，臣贺昧死再拜谨使陪臣……事仆臣饶居奉书昧死，再拜为秋请，皇帝陛下陪臣行行人事中庶……臣贺昧死再拜”。这些都是一般性的通报姓名及问候语，只有一处提到了“谨使陪臣”、“仆臣饶居”、“为秋请”等，但又没有具体说明。因此，这件不知所云的奏牍，至少是不合格的。
图2
疑问二：既然是奏牍，为什么每件只有单片？如果说，一块木片的面积有限，不可能书写更多的文字；那么，为什么不可以用连接起来的竹简写奏牍？为什么不把奏牍写在多块木片上？事实上，在海昏侯墓中发现的衣笥签牌，就是用众多木片写成的，并且编号达到24片（图3）。由此看来，出土的三块木牍当初并不需要写太多的文字。
图3
疑问三：既然是奏牍，为什么会出现在刘贺的棺椁中？一般地说，诸侯和郡县呈送到朝廷的奏牍，都是国家的重要文件，应当在宫廷中的档案库长期保存。汉代设御史府，与丞相府、太尉府并列为三府；同时设御史大夫，与丞相、太尉并列为三公。御史府和御史大夫的第一项重要职责，就是“主管四方文书”，即掌管国家文书档案与图籍，因为这是国家进行管理统治的重要材料，其地位远远要比今天所说的文书档案重要的多。因此，刘贺在元康四年（公元前62年）前后呈送给朝廷的奏牍，绝不可能出现在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后远在千里之外的海昏侯墓中。
有人解释说，这是奏牍的副本，因此留在刘贺墓中。这是说不通的。汉代的奏牍副本和正本一样，都要送达朝廷。只不过副本是先送给尚书看的，如若“所言不善，屏去不奏”。尚书把关同意后，再将内容相同的正本呈送给皇帝看。霍光死后，汉宣帝亲政，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规定：“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关尚书，群臣进见独往来”（见《汉书霍光金日磾传》）。也就是说，向皇帝进言可以直达，不需要尚书审查把关。副本制度便由此被废弃。刘贺写这个奏牍的时候，距废弃副本制度已达五年之久，因此不可能是奏牍的副本。
还有人解释说，正本也好，副本也好，都可能是在刘贺死后，朝廷派遣太中大夫等官员参与他的丧葬时带去的。也就是说，这三件奏牍，是由太中大夫等官员将海昏侯家族历年上书的正本或副本，全部带到海昏侯国，陪葬到刘贺墓中。这是一个大胆的假设，然而迄今为止的考古发掘，还没有找到以这种方式祭奠死者的先例。况且历史文献中也没有以这种独特的方式销毁高级公文的记载。因此这种说法没有事实根据。再说，汉代的太中大夫隶属于九卿中的郞中令（汉武帝时改称光禄勋），其主要职责是“掌议论”，“顾问应对，无常事，唯诏命所使”，有“闲职”之称（见《汉书百官公卿表》）。太中大夫要拿到海昏侯刘贺的档案，必须先经过郞中令的同意，再得到丞相或御史的批准，然后到御史府上的档案库中去查找。这就大大超出了太中大夫的职权范围。因此，这种情况可能性不大。
那么，出土的这三件带有文字的木片如果不是奏牍，又是什么呢？综合分析三件木片的形状、材质、大小，特别是书写的文字内容，笔者研究后认为，这是汉代普遍使用的名谒。
二、汉初时怎样使用名谒？
谒，《说文解字》注释：“白也。”这里当作陈述、禀报、告诉讲。名谒，就是拜谒尊长时用于通报姓氏的一种名片。清代史学家赵翼在《陔馀丛考卷三十》中考证说：“古人通名，本用削木书字，汉时谓之谒，汉末谓之刺，汉以后则虽用纸，而仍相沿曰刺。”南宋学识渊博的张世南曾感慨地说：“士大夫谒见刺字，古制莫详。”尽管后人都没有见过汉代名谒的实物，但司马迁在《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非常生动地记录了一则使用名谒的故事，全文如下：
初，沛公引兵过陈留，郦生踵军门上谒曰：“高阳贱民郦食其，窃闻沛公暴露，将兵助楚讨不义，敬劳从者，愿得望见，口画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问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对曰：“状貌类大儒，衣儒衣，冠侧注（一种儒冠）。”沛公曰：“为我谢之，言我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使者出谢曰：“沛公敬谢先生，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郦生瞋目案剑叱使者曰：“走！复入言沛公，吾高阳酒徒也，非儒人也。”使者惧而失谒，跪拾谒，还走，复入报曰：“客，天下壮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谒。曰：‘走！复入言，而公高阳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
这段古文的意思是，刘邦聚众起义驻军陈留时，儒生郦食其要见他，就“踵军门上谒”。可是，刘邦讨厌儒生，不想见他，就让使者婉言回绝。哪知，郦食其火起，嗔目按剑叱使者说：“回去！再对沛公说，我不是什么儒生，而是高阳酒徒！” 吓得使者“失谒”，又赶紧跪下“拾谒”，再次报告刘邦说：这个客人可是天下的壮士呀！“叱臣，臣恐，至失谒。”他说自己是“高阳酒徒”。刘邦一听，赶紧让使者请郦食其进来。
司马迁讲这段故事四次提到“谒”：“上谒”——“失谒”——“拾谒”——“失谒”。同时，也披露了郦食其所写名谒的具体内容。值得注意的是，使者之所以在“失谒”之后又“跪拾谒”，说明名谒对于客人来说代表着一种尊严；而对于通报者来说，则代表着主人对客人的尊重。可见，名谒是汉代官场上互相交往的一种重要媒介。
三、西汉名谒有哪些特点？
那么，有什么理由说海昏侯墓出土的木牍就是名谒呢？这是因为它们与西汉名谒的特点完全吻合。
一是从材质上看，非常符合名谒是“削木书字”的特点。西汉时期虽然没有纸张，但能够书写文字的材料还是很多的，如帛、皮、竹、木，等等。而从历史资料的记载看，制作名谒用的是木片。海昏侯墓出土的三块木牍已经腐朽，它们的具体尺寸无从知晓，但可以看出都是用松木或杉木制成的，写字的一面被刨光，不加髹漆，直接用墨笔书写在木片上。这样，墨迹就会渗入到木片的纹理中，不易磨损，长期保存。近代考古发掘曾出土过三国时代的多件名谒，它们长24.8厘米，宽9.5厘米，厚3.4厘米，如果用汉代的尺子量，长一尺有余，宽四寸有余，厚不到一寸半。也是用刨光的木板，未加髹漆而书写的。这些名谒与残存在海昏侯墓中的木牍有共同之处。
二是从称谓上看，非常符合名谒用词谦卑的特点。使用名谒一般都是拜见比自己身份和地位高的人，因此特别讲究称谓，一定要谦虚、谨慎、恭敬、卑微。海昏侯尽管贵为诸侯，辈分在皇帝之上，年龄也大于皇帝和皇太后，但在名谒中刘贺称自己为“南藩海昏侯臣贺”、“海昏侯夫人妾待”等；对皇帝和皇太后则称为“再拜皇帝陛下”、“昧死再拜上书主太后陛下”等，把自己的身段放得非常低。
三是从文体上看，非常符合名谒“通名”、“刺字”的特点。无可否认，名谒是汉代使用广泛的一种日常文体，有约定俗成的格式和内容。由于写在很窄的一块小木片上，因此必须简明扼要。《史记》中郦食其写给刘邦的那个名谒，一共才34字，却包含了被求见者的姓氏和职务、自己的头衔和姓名、求见的事由和要求等，写得言简意赅。海昏侯墓中三件木牍上的文字，最少约为13字，最多约至50字，用语相当简洁，如“谨使陪臣……事仆臣饶居奉书”、“再拜为秋请”等（图4），这种“通名”、“刺字”让人一目了然。
图4
四是从书写上看，非常符合名谒字迹工整的特点。为了表示对被拜访者的尊重，对名谒书写的要求是，字迹必须清晰、工整、
规范、美观。一般来说，多为求见者本人精心书写。海昏侯墓中的三件名谒，都是用标准的汉隶书写的，墨色纯正，用笔沉稳，字迹秀丽，一笔一划都透露着书写者的精心与虔诚。从笔迹上分析，三块木牍上的字迹，在笔划、结字、功力、风格上都是相同的，可以断定为一人所书，这个人就是刘贺本人。对此，我在《刘贺是留有墨迹的中国书法家第一人》一文中已作过深入分析，这里不再赘述。
由名谒而派生出来的词汇很多，如拜谒、进谒、谒见、谒告、谒舍等，都与名谒的本义有关。汉末的时候，“名谒”改称为“名刺”。唐代的时候，名刺的使用辗转传到了日本。直到现在，日本人仍然把名片叫做名刺。
四、接二连三送名谒为哪般？
据考证，海昏侯墓中的这三件名谒，都是刘贺在元康四年所书，并派人送到长安的。那么，海昏侯刘贺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不断派人给朝廷送去自己的名谒呢？背后的故事耐人寻味。
原来，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汉宣帝密令山阳郡太守张敞，察看并报告废帝刘贺的情况，此时，刘贺已经被幽禁了10年之久。接到张敞报告的详细情况后，“上由此知贺不足忌”。
于是“其明年春”即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汉宣帝下诏“封故昌邑王贺为海昏侯，食邑四千户。”
按理说，封王封侯后应该向皇帝当面谢恩，但是朝廷并没有安排新封的海昏侯刘贺去长安。而刘贺按照诏书从比较富庶的山东昌邑，迁到相对偏远的江西豫章，千里迢迢怎么也要花去近半年的时间，因此错过参加当年秋季在长安举行的祭祀大典，这在刘贺看来是可以理解的事情。其实刘贺并不知道，封他为海昏侯的时候，朝廷已有明确规定：“贺嚚（yín,音银，意愚蠢、狡诈）顽放废之人，不宜得奉宗庙朝聘之礼。”也就是说，完全剥夺了他参加祭祀祖先这类政治活动的资格。这一点，并没有写进汉宣帝封侯的诏书中（见《汉书武五子传》）。
然而，一直被蒙在鼓里的刘贺，为了感谢皇帝封他为海昏侯，也为了到京城去祭祀祖先，当年就准备了充足的酎（zhòu,音皱）金，其中有几块酎金上面还用隶书写上蝇头小字：“南藩海昏侯臣贺元康三年酎金一斤”。（图5）。
图5
转眼就到了元康四年（公元前62年）。从春天开始，渴望献酎金、祭宗庙的海昏侯刘贺，便接二连三地给汉宣帝和上官皇太后写名谒，并且派陪臣、仆臣送到长安，既表达他对皇帝和皇太后的忠心，又表示希望参加秋天朝廷举行的祭祀大典。其中一件名谒上透露出真实意图：“谨使陪臣……事仆臣饶居奉书昧死，再拜为秋请”。意思是派去名叫饶居的仆臣，为海昏侯参加“秋请”去拜谒。
“秋请”，是秋季诸侯朝见帝王之礼，与之相对应的是春天的朝见之礼——“春朝”。《正韵》中记载：“汉制，春曰朝，秋曰请，如古诸侯聘礼也。”“秋请”中的请，应该当拜谒、觐见讲。
然而，就在这一年，海昏侯刘贺在与豫章太守的卒史孙万世谈话时，无意间流露出后悔当年未能斩杀霍光之意，又表示出可以在豫章称王的心态。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此事被有司查验属实后，他们向汉宣帝建议，立即逮捕法办梦想称王的刘贺。汉宣帝权衡利弊得失后决定，削去刘贺三千户食邑，仅剩下一千户。不用说，刘贺再也不可能到长安去参加“秋请”、去祭宗庙、去献酎金了。
五、名谒为何出现在刘贺自己的坟墓中？
这里就产生一个疑问：海昏侯刘贺写给远在千里之外的皇帝和皇太后的名谒，为什么三年后会出现在他自己的坟墓中呢？这不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吗？
回答这个问题，先要弄清汉代的名谒，究竟是写给谁看的？
按照秦汉的官吏制度，九卿之一的郞中令，下属有“谒者”，也称“典谒官”。而谒者的职责就是“掌宾赞受事”，即行礼时当司仪和通报，协助主人接待客人。要求谒者仪表端正，声音洪亮。大约相当于现在的礼宾司司长。因此，凡是来宾送上的名谒，首先应当递到谒者的手中，再由谒者传达到主人那里。由此可知，名谒尽管最终都要送给主人看，但是第一个看到名谒的却是为主人通报情况的谒者。如此，名谒其实既是给主人看的，同时也是给谒者看的。就像现在信封的作用一样，既是写给收信人看的，也是写给邮递员看的。前面提到的那个郦食其所写的名谒中，就有“敬劳从者，愿得望见”之语，这句话显然是写给通报者看的。
三国时期有个故事叫“遍谈百刺”，这里的刺，就是名刺，由西汉时期的名谒演变而来。魏国大将夏侯渊有个儿子是神童，名叫夏侯荣。日诵千言，过目辄识，七岁能诗文。有一次皇帝曹丕会见宾客，让他过来当谒者，宾客有上百人，人各一刺，上书爵里姓名。荣一过目，与之接谈，不谬一人。人人称奇。可见，名谒一定要经过谒者，但并不一定都能送到主人那里。
还要弄清一种情况，就是名谒并不一定都由被求见者收下，他们可以拒收。而其中的缘由有所不同。
其一，自感名望不够或等级不够而拒收。名谒的形制、称谓都比较郑重，是用于下对上的，有明显的等级色彩。如果送名谒者自居身份较低，名望较差，或者表示谦虚；而被求见者感觉不能自居高位，或者对送名谒者表示尊重，就会退还带有尊称的名谒。但这并不表明拒绝对方，而表明对方的善意已经领会，只是为了尊重对方，不敢自居高位。相当于如今遇到别人盛赞自己的时候，赶紧说“不敢当”一样。
其二，不打算为求见者办事而拒收。当被求见者根本不认可送名谒者，或者不会对送名谒者的请求予以答复，更不会为送名谒者办事，便采取拒收的方式。一般地说，被求见者的身份和地位往往比送名谒者的身份和地位要高得多，因此，在无法满足送名谒者的请求时，便会拒收名谒，以这种根本不见面的方式果断地答复送名谒者。
其三，准备断绝同送名谒者的来往而拒收。被求见者可能出于政治上的原因，或经济上的原因，或情感上的原因，准备或者已经断绝与送名谒者的来往，即可采取拒收名谒的办法。
显然，刘贺属于后两种情况。汉宣帝在封他为海昏侯的同时，就明确规定了刘贺本人不得入京朝贡天子，不可以奉行宗庙祭祀之礼，也就是说，他虽然贵为诸侯，却没有任何政治权利。而抱有幻想的刘贺，连续给皇帝和皇太后写名谒，并派人进京去呈送，必然会遭到拒收的结局。
这样，没有被送出去的名谒，自然又回到了海昏侯刘贺的手中。可以想象，刘贺拿着这些被拒收的名谒而极度失望的神情，他恍惚明白了，这是以皇帝、皇太后为代表的皇族对他无情的抛弃。作为汉高祖、汉武帝的后裔，他感到了莫大耻辱，还有什么脸面以皇家子弟的身份苟且活下去呢？不久，34岁的刘贺便抑郁而终。他把那些曾经寄予希望、又带来极度失望的名谒带入自己的坟墓。也许在天堂里，还能够证明一下他在人间曾经拥有的真实身份。
在迄今为止的重大考古活动中，发现带有各种文字的器物、简牍、图册、典籍等，都是最为珍贵的，因为它们以文字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故事，触摸了人类文明脉搏的跳动。海昏侯墓出土的汉代名谒，让我们看到二千多年前古代“名片”的实物样本，这对于深入研究我国古代等级交往制度、研究官方文书制度、研究中国文字的演变、研究书法艺术的发展，都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其多方面的研究价值不可低估！我们期待着，已经出土的近百版木牍，能够尽早与世人见面，以提供更多的、原始的历史信息，供人们深入地解读和研究。
2017年8月21日
本文摘自王金中著《 管窥汉代文明之光——海昏侯墓出土文物探析》
本文参考资料：《史记》、《汉书》、《中国历代官制》、《古代文体常识（许嘉璐）》、《考古2016 7》；《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展板说明、近期报刊有关新闻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