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灵运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星，其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人们对谢灵运其人、其诗的关注，在他所处的南朝时期便开始了。从浙江地域诗歌的发展史来看，浙江地域的诗歌源远流长且诗学成就非凡。在古代浙江地域诗学史上的地位来看，谢灵运毫无疑问是浙江地域诗学史上的重要诗人，为诗坛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一、诗歌阵地——古代浙江地域诗歌

如果说中国古典诗歌作为中国文学史滚滚星河中璀璨的明星，那么浙江古代诗歌这颗明珠必定在这条长河中闪烁着耀眼夺目的光彩。

浙江地域位于长江经济文化带和东南沿海经济文化带，因其地理位置优越，经济文化发达，生产物资富裕，自然风光秀丽优美，所以浙江自古以来就是人文荟萃，文学繁盛之地。因此，浙江也成为瑰丽多姿的古典诗歌园地的中心阵地。

首先，从浙江地域诗歌的发展史看，浙江地域诗歌源远流长。浙江地域虽然不是处于常被设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中原之地，但其诗歌发展源头却是早在先秦就萌生了，并且一代又一代地涌现出大量的著名诗人。浙江是古代诗歌史上最早的文明摇篮，并持续不断孕育出一批又一批的时代诗人。

其次，从浙江地域诗学的成果来看，古代浙江地域的诗学成就非凡。这体现在古代浙江庞大的诗人数量和浩如烟海的诗歌作品两方面，在浙江地域诗学家所编之诗歌总集、诗话、诗钞中可见一斑。

除此之外，据资料显示，浙江地域在唐代已经成为文化中心，且浙地诗歌数量在宋代以后就几乎占全国诗歌总量的 25％——30％多，明、清两代江浙诗人和诗歌加起来几乎占据全国总量的 50％。

更不用说那些散落在的历代诗歌总集之外而未曾纳入统计的浙江诗人和浙诗作品，甚至那些非浙江本土籍贯却与浙江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出色诗人，他们因为任职、宦游、漫游、隐居等种种原因到浙江生活，对浙江地域的风土人情或地域文化展开联想和想象，并创作了有关浙江地域的诗歌作品。

由此可见，古代浙江地域诗歌确是一笔丰富的诗学宝藏，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综上所述，古代浙江地域诗歌有着源远流长的发展历史和辉煌的成就，浙江诗坛因此成为古代地域诗学阵地的中心。

二、谢灵运与古代浙江地域诗坛

谢灵运（385—433），世称“谢康乐”，祖籍本为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因其出生地为浙江会稽始宁（今浙江上虞县南、嵊县西北），后又迁居会稽（今浙江绍兴、上虞一带），并且一生中主要在浙江（永嘉、始宁）游历，创作了大量写浙江山水的诗歌，所以在世人心目中谢灵运被默认为浙江诗人。

浙江山水与谢灵运互相成就，是浙江秀丽的山水风光给了谢灵运以山水诗名震天下的契机，同时浙地诗坛也凭借谢灵运的声名和影响吸引了历代浙江诗人和寓浙诗人书写浙江山水。

他们中有一些人以谢灵运为精神风向标，在浙江地域传承谢客风采，他们对谢灵运的接受或表现为对谢灵运在浙江的事迹进行追忆、咏叹和引用，或表现为在创作上对谢灵运的浙江地域诗歌进行效仿与接受。

可以说，谢灵运在历代浙江地域诗坛中的地位长盛不衰，是具有“母题性质”的地域风神。南朝时期对谢灵运诗歌的接受并不以浙江地域为参照系。谢灵运在其所处的晋宋时期是公认的杰出诗人，对谢灵运诗歌的接受也早在南朝时期就已经开始了。

从他们对谢灵运的接受情况来看，主要是对谢灵运山水诗的接受：感性上表现为对谢灵运山水诗进行审美品悟和学习模仿，例如在谢灵运同谢瞻、谢惠连、刘义隆等宗族亲友和文士之间以文义相会的诗歌酬唱交往活动中，谢灵运诗歌对当时的赏识者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而在谢灵运之后与其有着相同审美旨趣的南朝诗人如鲍照、谢朓等，在鉴赏谢灵运山水诗的同时也不断借鉴其创作技巧；理性上则表现为对谢灵运山水诗的风格、技法、地位和影响等方面进行批评与理论研究，例如沈约、刘勰、钟嵘等文学评论者对谢灵运诗歌作品所作的研究性的深入解读和阐释。

由此可见，虽然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自觉的时代，南朝时期谢灵运诗歌的读者同时也是极具文学的个性创作者和文学评论家，但是南朝时期诗人也注重对当时杰出诗人的接受，例如在文学批评和创作方面对谢灵运诗歌的学习与模仿。

然而，南朝时期诗人和诗论家对谢灵运诗歌的接受主要还是延续着中国古代诗歌史这一条传统大脉搏展开的自觉性文学接受，即把谢灵运诗歌批评接受纳入到从先秦诗骚发展到南朝时期的经典传统体系中去。

因此，南朝时期对谢灵运诗歌的地域性接受并不明显，谢灵运诗歌在浙江地域的接受也主要在南朝以后的朝代。唐朝时期诗人对谢灵运诗歌开始出现有意识的地域性、传承性的诗歌接受，即浙江籍诗人或到浙地为官的诗人有意识地继承谢灵运诗歌审美精神及其山水诗的艺术风气。

此外，由于谢灵运永嘉之游及其永嘉山水诗已成为浙江地域文学中的经典组成部分，因此唐代还有许多非浙籍诗人曾因出游或出任永嘉从而创作了效拟谢灵运山水诗的作品，这种拟古现象也可以作为唐代浙江地域对谢灵运诗歌接受的典型范例。

三、宋以后对谢灵运诗歌的接受

宋、元、明时期浙江地域对谢灵运诗歌的接受延续了唐代的题咏模式，值得重视的是，自宋代开始到明朝时期浙江地域对谢灵运的接受人文性增强了很多。

尤其是宋、明两代的文人、官员和当地的清流、望族，他们在浙江除了追随谢客游踪而缅怀先贤并效仿其寻幽探奇、模山范水的诗风以外，还特意造访与谢客相关之名胜，兴建、重修康乐祠堂与亭台楼阁等以祀谢灵运千秋诗魂。

总而言之，宋以后的浙地文人对谢灵运诗歌的接受更多还是呈现在追思与凭吊怀古的人文情怀层面，只是在题咏永嘉山水和谢客所到之名胜古迹时会很自然地提及谢灵运，并没有明确地在诗歌创作上对谢灵运诗风有所传承。

这也只能说明在宋至明代长时期以内，谢灵运仍然是对浙江地域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经典作家，而不是浙江诗坛中类似于江西诗派那样的“一祖三宗”，也很少见到浙江地域有诗人或诗歌流派在诗歌接受上真正地对谢诗“辞”“意”有所借鉴和学习。

总体而言前代对谢灵运诗歌在浙江地域的接受还主要是从精神文化层面来展开的，即在旅居浙地永嘉或游历谢客名胜景点时与这位山水诗鼻祖集结某一瞬间的时空关联，顺势在联句间提及谢灵运，吟咏其风流事迹以表倾慕。

在清代浙地谢诗接受的活动中也不乏这种诗歌文本例如《两浙輶轩录》和《两浙輶轩续录》中的浙江诗人对谢灵运的缅怀与凭吊。

清代浙地诗人有意造访谢灵运游览过的著名景点，字里行间表现了对同乡前辈的崇尚之情。可以看出他们对谢灵运诗歌艺术境界与品格的肯定与向往，不少词语也是对谢诗的化用。

相比清前而言，清代浙江地域对谢灵运诗歌的接受情况是更为可观的，因为清代浙地诗人对谢诗的接受并不止步于走马观花式的泛游景点以题诗吟咏谢灵运的事迹来点染诗韵，而是在创作中做到了真正的师法与师心。

他们从诗歌风格、理念主张和创作技法等方面具体地学习谢灵运诗歌，并且在谢诗接受上体现出对乡邑先辈的追崇。由于清代浙江地域诗人对谢灵运诗歌的心摩手仿，因此从客观上推动了谢诗的传承与接受。同时，在他们模拟、学习乡邦先贤的过程中，也深化了清代地方性文学写作的意义，使文学接受创作在清代主流诗坛之外的一隅绽放光彩。

结语

浙江地域的本土诗人对谢灵运及其诗歌艺术的尊崇一直延续到了清代时期，这些文人墨客与谢灵运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或志趣、性情，于是他们在故乡游览山水之际，有意识地在诗歌作品中吟咏乡贤谢客风采，或在具体的诗歌创作中效法谢灵运。这些作家也在诗歌作品中寄托了乡邦后裔对乡园文学得以在文学史上传承的意愿与情感，成为诗坛中的一股清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