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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教子之道:教子有方 齐家有道

作者:佚名 · 2017-07-12 来源:寰视书社

 

  

  中国古代有两个不同的传家理念,一个是传给有形的财富,一个是传给无形的精神。什么能够传之久远,有形的不一定久远,它有生有灭,有盛有衰,唯有精神财富可以长久地传承。民间也常说,“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这是人类的大智慧。曾国藩一生写家书数以千计,对子弟谆谆教诲,子孙后代能人辈出,他的教子和治家经验有哪些呢?

 

  古语有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一个品行高尚、能力出众的君子,辛辛苦苦成就的事业,留给后代的恩惠福禄,至多五代就消耗殆尽了。但曾氏家族却代有英才,曾国藩的后代哪怕到了六七代,没出过一个废人、一个纨绔子弟。

  曾氏家族对治家非常重视,曾国藩的祖父就很重视家庭教育,但形成很好的家风还是在曾国藩一代。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少时也是一个纨绔子弟,30多岁改邪归正,对他的三个儿子管得很严。到了曾国藩,他更加注重家庭教育,把“修齐治平”作为自己的目标。儒家认为“治国平天下”的基础是“修身齐家”,因此曾国藩对家的治理非常注重。总体来看,曾国藩对家的治理看重的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 是 孝 悌 和 家

  曾国藩强调孝悌和家,所谓孝,是对父母长辈的敬重和报恩;悌,是对兄弟姐妹的友爱和关心。

  孔子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孔子还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曾国藩深受孔学影响,十分看重孝悌在齐家中的意义和作用,强调只有孝悌,才能使家庭和睦、兴旺发达。咸丰四年八月致诸弟信中说:凡一家之中,“和字能守几分,未有不兴,不和未有不败者”。他甚至认为,孝悌比耕读更重要,即耕读之家能延续五六代,而孝友之家则可绵延十代八代。曾国藩自己终身躬行孝悌,是孝悌的楷模。

  在孝的方面,曾国藩对祖父母、父母极其恭敬孝顺。他始终以很低的姿态给父母长辈写信,常常盛赞其德其行,时时嘘寒问暖,经常禀报商议家事,恳请兄弟子侄尽孝尽责。曾国藩经常为不能亲身孝敬父母长辈而内疚惭愧。道光二十九年四月致诸弟信中说:“我在京寓,食膏粱而衣锦绣,竟不能效半点孙子之职;妻子皆安坐享用,不能分母亲之劳,每一念及,不觉汗下”。当父母长辈稍有病恙,曾国藩深切担忧,他说:“祖父大人之病,日见日甚如此,为子孙者远隔数千里外,此心何能稍置”。当母亲病故时,曾国藩更是哀痛不已,深深自责。咸丰二年七月给纪泽的信中说:“余德不修,无实学而有虚名,自知当有祸变,惧之久矣。不谓天不陨灭我身,而反灾及我母。回思吾平日隐匿大罪不可胜数,一闻此信,真无地自容矣”。

  在悌的方面,曾国藩对弟妹们关爱备至,真正起到了“长兄如父”的作用。曾国藩有弟弟四人,其家书的精华在于与弟书及训子书,尤其是与弟书,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都超过训子书。一般而言,关心子女容易,关心兄弟姐妹难,因为子女是自己生命的延续,而兄弟姐妹则会自立门户,渐行渐远。曾国藩在大量写给诸弟信中所充溢的兄弟之情,令人深为感动,这不仅体现其望弟成才的苦心,而且体现其崇高的道德风范。曾国藩对弟妹们的关心是全方位的,既有生活上的关心,又有读书上的关心,还有做人上的关心。

  在生活上,道光二十九年三月致诸弟信中说:“予尚有寄兰妹、蕙妹及四位弟妇江绸棉外褂各一件,仿照去年寄呈母亲、叔母之样”。在读书上,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致诸弟信中说:读书讲究志、识、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在做人上,当得知四弟以在家塾不利于读书而想外出时,道光二十二年十月致诸弟信中劝诫说:“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难能可贵的是,尽管在教育关心诸弟上付出了极大努力,曾国藩仍自责自己未尽全力。道光二十二年九月致诸弟信中说:“予生平于伦常中,惟兄弟一伦抱愧尤深!盖父亲以其所知者尽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尽教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

 

  二 是 勤 俭 持 家

  曾国藩强调勤俭持家,他对勤俭的理解十分直观具体,同治二年十二月给侄子纪瑞信中说:“勤字工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俭字工夫,第一莫着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

  他一生奉行勤俭自律,咸丰六年九月给儿子纪鸿的信中说:“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

  他特别崇尚勤俭的家风,多次给予深情回忆。在给侄子纪瑞信中说:“吾家累世以来,孝悌勤俭。辅臣公以上吾不及见,竟希公、星冈公皆未明即起,竟日无片刻暇逸。竟希公少时在陈氏宗祠读书,正月上学,辅臣公给钱一百,为零用之需。五月归时,仅用去一文,尚余九十九文还其父。其俭如此。星冈公当孙入翰林之后,犹亲自种菜收粪。吾父竹亭公之勤俭,则尔等所及见也”。信中所说的辅臣公是曾国藩的高祖父,竟希公是曾祖父,星冈公是祖父。因此,在道光二十七年七月禀父母信中,他明确指出:“勤俭本持家之道”;同治三年八月致四弟信中说:“余教儿女辈惟以勤、俭、谦三字为主”。

  对于曾国藩的勤俭主张,如果仅仅从物质和经济层面理解,就会显得低俗和浅薄,他实际是从道德和精神层面强调勤俭持家。在曾国藩看来,勤俭是君子所为。在给儿子纪鸿的信中,他说:“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所以,在咸丰四年八月致诸弟信中,他要求“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咸丰八年十一月致诸弟信中又说:“后辈诸儿须走路,不可坐轿骑马。诸女莫太懒,宜学烧茶煮菜”。

  在曾国藩看来,勤俭是保家之道。曾国藩一生戒惧“月盈则亏,水满则溢”,特别是当了大官以后更是诚惶诚恐,最怕子侄后辈染上骄、奢、逸的毛病。咸丰四年九月致诸弟信中说:“诸弟在家,总宜教子侄守勤敬。吾在外既有权势,则家中子侄,最易流于骄,流于佚。二字皆败家之道也,万望诸弟刻刻留心,勿使后辈近于此二字,至要至要”。咸丰十年十月和十二月前后两封致四弟信中说:“余在外无他虑,总怕子侄习于骄、奢、逸三字。家败,离不得个奢字;人败,离不得个逸字;讨人嫌,离不得个骄字。弟切戒之”;“时事日非,吾家子侄辈总以谦、勤二字为主。戒傲戒惰,保家之道也”。咸丰十年十月致九弟季弟信中说:“贤弟教训后辈子弟,总以勤苦为体,谦逊为用,以药佚骄之积习,余无他嘱”。

 

  三 是 耕 读 传 家

  曾国藩强调耕读传家,所谓耕读传家,本质上是要求家人既学谋生,又学做人。耕是谋生的手段,主要指农业生产,事稼穑,丰五谷,养家糊口,以全生命;读是做人的路径,主要指学习圣贤教诲,知诗书,达礼义,修身养性,以立道德。尤其是读,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读书做官,而是学习做人的道理。即使不读书、不识字的人,也要学习做人的道理。

  咸丰四年四月,曾国藩在写给诸弟的信中指出:“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庶渐渐务本而不习于淫佚矣”。在这封信的最后,曾国藩强调耕读传家“至要至要,千嘱万嘱”。咸丰六年九月其在给儿子纪鸿的信中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同治四年五月致四弟九弟的信中说:“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礼义之旗帜也”。

  道光二十九年四月曾国藩致诸弟信中说:“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赓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他说,自己仔细研究思考,发现做官的人家就是一代两代,做生意的人家大约三代四代,耕读人家如果勤俭可以延续五代六代,孝友人家就会十代八代,教导兄弟和子孙要做耕读勤俭孝友的人家。

 

  四 是 和 睦 邻 里

  曾国藩祖父很注重与邻里之间的关系,常说“人待人,无价宝”,即人与人之间的友善相处,是人生的无价之宝。曾国藩继承祖父的思想并将其作为重要的治家方略和传家宝典,他引用幕僚李榕之母的两句话“有钱有酒款远亲,火烧盗抢喊四邻”,来教育家人不要怠慢邻里乡亲。曾国藩在同治二年写给儿子的家中写到:“我家初移富坨,不可轻慢逝邻。酒饭宜松,礼貌宜恭,或另请一人赦待宾客亦可,除不管闲事、不帮官司外,有可行方便之处,亦无吝有也”。家人要对邻里恭敬友爱,如果有邻里来家中,必须恭敬款待,如果自己没有那份精力,就专门请一个人在家款待宾客,以做到有喜必贺,有疾必问。

  曾国藩强调,兄弟子侄必须正确处理与邻里的关系,讲求相互谦让,做到以邻为善。某年曾家修黄金堂,因争地界和隔壁邻居发生矛盾,两家互不相让以致闹到要去县衙打官司,曾国藩得知此事后连夜写了封长达千字的家书,并在文末附上清朝康熙时文华大学士主张包容思想的一首诗文“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元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曾氏家人心情豁然开朗,为邻居让地三尺,邻居深受感动也像曾家修建新宅提供了方便。与邻里相处,曾国藩注重以和为贵,同时也要求家人做到散财济困,惠及乡邻,为了帮助乡民,曾国藩在家书中提出了设置义田的想法“吾自入官以来,即思为曾氏置一义田,以赡救孟学公以下贫民;为本境置义田,以赡救二十四都贫民”。

 

  曾 国 藩 的 教 子 之 道

  曾国藩对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视。他教育子女的方法有几点值得我们重视,一是对子女期待什么,指望他成为什么样的人。上文提到一段他写给儿子的很有名的话:世界上的人都希望子孙做大官,我不希望,但愿做“读书明理之君子”。这句话的核心,首先是读书,读书的目的是明理,然后做君子。并不是要做很大的官,赚很多的钱。他说,凡办大事,半由人意,半由天意。有一半是天命主宰着,自己把握不了。唯有一点是自己能够把握的,自己努力就可以做到的,就是做君子。他把道德修养看得高于社会地位。曾家后人把这条视为根本,牢牢记住,就是做读书明理的君子。所以家族没出什么“败家子”。

  曾国藩后人的成就大多在教育界文化界,比如第四代中,曾宝荪是中国第一个在欧洲获得学位的女性,一生献给了教育事业,在湖南创办了第一家女子学校——“艺芳”女子学校,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女性知识分子。其堂弟曾约农也是在伦敦大学获得学位,回到长沙创办了克强大学,后来到了台湾,创办东海大学。曾氏家族的后代中有诗人曾广钧、化学家曾昭抡、考古学家曾昭燏等。

  曾国藩对子女要求的第二点,即身心的健康高于学业与功名。子女首先要求身体健康,心灵健康,学业和功名还在其后。第三点就是富贵人家子弟要有寒士之风,曾国藩有意打掉家人在财富和权势上的依恃,同治三年六月曾国藩兄弟打下南京,七月他的儿子曾纪鸿在长沙参加举人的考试。那时曾氏家族正如日中天,曾氏兄弟战功赫赫,兄弟俩同日封侯封伯,这在中国历史上除了皇亲国戚没有第二例。但曾国藩写信给儿子,给他立规矩:在考试之前不能递条子,拜门子,考完以后立即回乡下去,不要留在长沙,长沙的风气太不好,奢华风气盛行。曾纪鸿依照父亲的话去做。这年,曾纪鸿真的没有考上,但他也没任何牢骚。

  还有一点,也是最重要的,曾国藩不留钱财给子孙。他说,如果儿孙有用有才,没有祖上的钱他也有饭吃,儿孙没用,再多钱财也会坐吃山空。

  一百多年来,曾国藩对后世最大的意义在于,他是道德的楷模,人格的榜样。中国优秀文化的落脚点是人的文化,是崇高的精神境界。梁启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钞》里说:“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他认为曾国藩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他“自拔于流俗”,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使精神境界超出于普通人之上。时至今日,曾国藩的治家和教子经验都值得今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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