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前混乱、残酷的五胡十六国时期，出现了两大胡、汉君臣组合：一个是前秦的苻坚与王猛，另一个就是后赵的石勒与张宾。

苻、王搭档自不用多说，二人的融洽关系堪比刘备/诸葛亮，但在所取得的成就方面却远超后者——他们携手统一了北方，极大促进了民族融合，创造了十六国时期唯一的盛世。因此，他们被后世视为君臣关系的典范；

苻、王的光芒如此耀眼，让石勒、张宾的组合略显黯淡。但在实际上，后者的搭配同样可圈可点。毫不夸张的说，石勒能从奴隶逆袭为帝王，张宾起到了关键的“质变”作用。

我们先梳理下张宾对石勒的贡献。

扮猪吃老虎、吞并王弥。公元311年，匈奴汉国三大将——刘曜、王弥、石勒联合攻破洛阳，但随后王、石二人试图互相吞并。面对双方势均力敌的困局，石勒采取张宾的建议，先砸血本向王弥示好、获取对方的信任；其后上演鸿门宴，兵不血刃吞并王弥的全部武装，实现了实力的跨越。

扭转错误战略，制定发展蓝图。公元312年，石勒进攻江南受挫、军队损失过半，陷入了战略迷惑。张宾及时提出了北上邺城、经营河北，其后逐鹿天下的战略构想，如同拨开云雾见天日，帮助石勒走上了自立门户之路。（后来进攻邺城受挫，张宾又及时调整战略、进据襄国）

故伎重施，扮猪吃老虎灭王浚。公元314年，面对实力强劲的西晋幽州刺史王浚，石勒原计划与其和谐共处；但张宾建议他采取当初对王弥的手段，

至于其他在战术层面的作用，这里就不再赘述。《晋书》这么描绘张宾对石勒的价值：“机不虚发，算无遗策，成勒之基业，皆宾之勋也”。

机无虚发、算无遗策，人们常用来形容张良、郭嘉、刘伯温等一流谋士。事实上，张宾之于石勒，确实如同张良对刘邦、郭嘉对曹操、刘伯温对朱元璋。

我们要注意的是，张宾并不是被迫为石勒服务的，而是积极主动加入。

公元309年，石勒奉刘渊之命攻掠山东。在经过一番观察后，张宾对身边人说：“我分析了所有将领，没有一个人比得上这位胡人将军，可以和他一起成就大业！”随后他提剑赶往石勒军营、大呼请求拜见。

石勒一开始没把张宾当回事，但后来好几次发现他料事如神，这才将其引为谋主。

问题来了，张宾这么一位才华横溢的汉人，为什么不投奔晋朝武装、挽救危亡，却主动为一个以凶残闻名的羯族政权服务呢？

万事皆有因，我们不能以今天的视角去指责古人。张宾的选择自有其时代背景。

第一，石勒称不上残暴，甚至对文人比较客气。

五胡十六国是一个暴君迭出的疯狂年代，羯族政权更是臭名远播，但这不是石勒的锅、而是他的侄子石虎。

客观而言，纵观百年间的所有枭雄，在仁慈度方面，石勒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他自然无法跟宅心仁厚的苻坚相比，但比符生、石虎这种以凶残闻名的暴君强了不知多少个档位。

在攻城略地期间，石勒确实杀害过不少各族军民，但这在那个攻伐年代不可避免。纵观史书，并没有他故意大规模屠城的记载；相反，他倒是干过一些善待寻常百姓的举动。比如在公元308年，他率军攻陷魏郡、顿丘等众多流民建立的营垒，在挑选了一些年轻力壮男子编入军队后，却“老弱安堵如故， 军无私掠”，以至于当地百姓非常感念他的恩德。公元309年，他招揽了一些汉族士人编为君子营；在建立赵国后，他推行法治、重用文人，任命张宾为大执法、总领朝政，比同时期大多数统治者强得多。

对比一下：当年曹操在攻打陶谦时，一度“所过多所残戮”，“坑杀男女数十万人于泗水，遍屠城邑”，究竟是谁更残暴？

第二，石勒与张宾，实际上是“报团取暖”。

西晋之所以陷入混乱，两大弊政应当背锅：其一是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其二是阶级固化制度。

所谓的内迁“五胡”，实际上已经是西晋的百姓，他们“服事供职，同于编户”，跟汉人老百姓一样交税、服役。但是，由于中原人的心理优越感强烈，加上双方力量对比悬殊，使这些内迁胡人遭受了额外的欺压，即所谓的“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

以石勒为例，他年少时进京卖货，曾经倚门长啸，被路过的朝廷高官王衍视为天下之患，差点将其诛杀；成年后他成为了一位佃农，常年努力替人耕田，但随着饥荒、战乱来临，他被朝廷军队抓捕后套上枷锁、卖到山东为奴。

至于张宾，则是“九品中正制”的受害者。虽然他饱读诗书、才华横溢、自比张良，但在那个“公门有公，卿门有卿”，士族有“世及之荣”、寒门无“寸进之路”的时代，出身贫寒的他，压根没机会进入仕途、一展所长。

因此，随着西晋的统治崩溃，固然让石勒这样的少数民族枭雄获得了改变命运的机会，而对张宾这种长期被排挤在统治阶层之外、郁郁不得志的寒门士子而言，也是实现自我抱负、展现生存价值的契机。（如果结合刘琨、王浚、祖逖等汉人官员由于各种内讧相继失败的事实，张宾的选择就更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