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过年

鲁迅:过年

鲁迅:过年

天下网商 · 2017-01-18 来源:团结网 

   

  每逢元旦前夕,鲁迅总要精心整理并包藏起自己一年来所写的日记,有时还要挂起朋友赠送或者自己购买的新年日历,然后点燃香烟,躺在藤椅上思考:“今年做了些什么?明年要做些什么呢?”在辞旧迎新之际,鲁迅总是和往常一样读书、作文。1925年12月31日,“在一年的尽头的深夜中”,鲁迅为杂文集《华盖集》作了《题记》。1933年12月31日夜,写下杂文集《<南腔北调集>题记》。1934年12月31日夜,致信侨居国外的友人,并翻译了一篇外国文学作品。1935年12月31日夜半至1936年1月1日晨,通宵达旦写了《<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真是“送走年尾,迎来岁首”。

  那么除夕之夜,在爆竹声声中,鲁迅又是怎样过年的呢?鲁迅20岁那年的除夕,他写了骚体诗《祭书神文》,表达了自己读书的志向与求购“异籍”的愿望。而这一志向和愿望可以说影响了鲁迅一生所走的道路。后来,每到除夕或大年初一,鲁迅或是专心致志抄录古碑帖,“殊无换岁之感”;或是接待朋友来访,酝酿新文艺活动;或是写信给友人,探讨文学作品的评论、翻译和出版问题。而更多的情况是,每逢过年时,鲁迅最喜欢上书市淘书。据《鲁迅日记》记载:1913年春节,他曾四去书市购书60册;1915年正月初二,买《说文系统第一图》拓本;1925年除夕“往琉璃厂买石印《王荆公百家唐诗选》一部六本”;1933年春节到内山书店买书八本;1934年春节买《日本甘六圣人殉教记》和《东方学报》各一本。鲁迅买书不为装潢门面,显示高雅,而是为了寻求改造国民思想、追求真知真理。事实上,每到年终岁末,鲁迅总有一篇书账,详细地记载着他当年所买的书,自然也是他当年所读的书,这也算得上是他别开生面的一种过年方式。这样的书账,鲁迅从1912年去北平教育部任职开始,到1936年于上海逝世为止,数十年间,一以贯之,每年如此,从未中断。

  鲁迅过年十分俭朴。如1933年农历除夕夜,他“治少许肴,邀(冯)雪峰夜饭”。1936年1月21日,在致母亲的信中写道:“过年景象……家中只买一点食物,大家吃吃。”除此以外,他也常常接待客人的“拜年”,借此良机,同来访的青年交流对文艺的看法及对世事的见解。有几个春节,鲁迅同周建人、许广平、柔石等去看电影。

  在繁忙的工作中,鲁迅也没有忘记节日的喜庆气氛,携子海婴燃放花炮,同享天伦之乐。1934、1935两年的春节,鲁迅就过得很“随俗”,大约他自己也觉得有些特别,所以,他专门作了《过年》一文,其中写道:“我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炮,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炮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1935年在致杨霁云先生的信中,他还写道:“舍间是向不过年的,不问新旧,但今年却亦借口新年,烹酒煮肉,且买花炮,夜则放之,盖终年被困,苦得够了,人亦何苦不暂吃一通乎。”

  当然,在那特殊的年代,鲁迅有时不得不还要避难。1931年初,鲁迅因左翼作家柔石被捕而受牵连,他“挚妇将雏”避居上海花园庄旅馆的斗室达一个多月之久,连春节也是在那里度过。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29日,“终日在枪炮声中”,“血刀塞途,飞丸入室”,鲁迅感到“真有命在旦夕之慨”。30日,“下午全寓中人俱迁避内山书店,只携衣被数事”,并和周建人家小“挤在书店的一间楼上”,“过着几个人挤在一起大被同眠的生活,窗户是用厚棉被遮住的,在暗黑沉闷的时日里,度过了整整一星期”。

  2月4日(除夕前一日),鲁迅和茅盾、叶圣陶共43人联名发表了《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呼吁世界革命人民援助中国人民。6日(春节)下午,鲁迅和周建人两家老小又“迁避英租界内山书店支店,十人一室,席地而卧”。尽管那一年的节日里笼罩着战乱的恐怖气息,然而鲁迅先生始终保持着昂扬的战斗精神,为我们的民族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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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逢元旦前夕,鲁迅总要精心整理并包藏起自己一年来所写的日记,有时还要挂起朋友赠送或者自己购买的新年日历,然后点燃香烟,躺在藤椅上思考:“今年做了些什么?明年要做些什么呢?”在辞旧迎新之际,鲁迅总是和往常一样读书、作文。1925年12月31日,“在一年的尽头的深夜中”,鲁迅为杂文集《华盖集》作了《题记》。1933年12月31日夜,写下杂文集《<南腔北调集>题记》。1934年12月31日夜,致信侨居国外的友人,并翻译了一篇外国文学作品。1935年12月31日夜半至1936年1月1日晨,通宵达旦写了《<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真是“送走年尾,迎来岁首”。

  那么除夕之夜,在爆竹声声中,鲁迅又是怎样过年的呢?鲁迅20岁那年的除夕,他写了骚体诗《祭书神文》,表达了自己读书的志向与求购“异籍”的愿望。而这一志向和愿望可以说影响了鲁迅一生所走的道路。后来,每到除夕或大年初一,鲁迅或是专心致志抄录古碑帖,“殊无换岁之感”;或是接待朋友来访,酝酿新文艺活动;或是写信给友人,探讨文学作品的评论、翻译和出版问题。而更多的情况是,每逢过年时,鲁迅最喜欢上书市淘书。据《鲁迅日记》记载:1913年春节,他曾四去书市购书60册;1915年正月初二,买《说文系统第一图》拓本;1925年除夕“往琉璃厂买石印《王荆公百家唐诗选》一部六本”;1933年春节到内山书店买书八本;1934年春节买《日本甘六圣人殉教记》和《东方学报》各一本。鲁迅买书不为装潢门面,显示高雅,而是为了寻求改造国民思想、追求真知真理。事实上,每到年终岁末,鲁迅总有一篇书账,详细地记载着他当年所买的书,自然也是他当年所读的书,这也算得上是他别开生面的一种过年方式。这样的书账,鲁迅从1912年去北平教育部任职开始,到1936年于上海逝世为止,数十年间,一以贯之,每年如此,从未中断。

  鲁迅过年十分俭朴。如1933年农历除夕夜,他“治少许肴,邀(冯)雪峰夜饭”。1936年1月21日,在致母亲的信中写道:“过年景象……家中只买一点食物,大家吃吃。”除此以外,他也常常接待客人的“拜年”,借此良机,同来访的青年交流对文艺的看法及对世事的见解。有几个春节,鲁迅同周建人、许广平、柔石等去看电影。

  在繁忙的工作中,鲁迅也没有忘记节日的喜庆气氛,携子海婴燃放花炮,同享天伦之乐。1934、1935两年的春节,鲁迅就过得很“随俗”,大约他自己也觉得有些特别,所以,他专门作了《过年》一文,其中写道:“我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炮,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炮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1935年在致杨霁云先生的信中,他还写道:“舍间是向不过年的,不问新旧,但今年却亦借口新年,烹酒煮肉,且买花炮,夜则放之,盖终年被困,苦得够了,人亦何苦不暂吃一通乎。”

  当然,在那特殊的年代,鲁迅有时不得不还要避难。1931年初,鲁迅因左翼作家柔石被捕而受牵连,他“挚妇将雏”避居上海花园庄旅馆的斗室达一个多月之久,连春节也是在那里度过。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29日,“终日在枪炮声中”,“血刀塞途,飞丸入室”,鲁迅感到“真有命在旦夕之慨”。30日,“下午全寓中人俱迁避内山书店,只携衣被数事”,并和周建人家小“挤在书店的一间楼上”,“过着几个人挤在一起大被同眠的生活,窗户是用厚棉被遮住的,在暗黑沉闷的时日里,度过了整整一星期”。

  2月4日(除夕前一日),鲁迅和茅盾、叶圣陶共43人联名发表了《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呼吁世界革命人民援助中国人民。6日(春节)下午,鲁迅和周建人两家老小又“迁避英租界内山书店支店,十人一室,席地而卧”。尽管那一年的节日里笼罩着战乱的恐怖气息,然而鲁迅先生始终保持着昂扬的战斗精神,为我们的民族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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