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的文学性新标高。”“史诗性作品并非一定得有很长的篇幅。认为史诗型写作必须无限度地拉长篇幅，这其实是一个误解。”“这是在文体上的突破，这种革命性和创新性很突出。”“作者创造了一种新文体。”……6月26日，在“长征解密与文本解码——《乌江引》广州研讨分享活动”中，茅盾文学奖得主刘斯奋和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等十多位专家学者围绕《乌江引》的文体展开热烈讨论。

专家们一致认为，这部“伟大长征精神崭新书写”之作具有超出红色题材的重要文学价值。《乌江引》既是长征密电全新解密，也是史诗叙事的文体创新。作为打破纪实与虚构界限的小说力作，这部作品在主题、结构、叙事、人称和语言诸方面的现代性探索弥足称道。这是一部能够真正走向读者的可读性很强的作品，也将是一部具有长久艺术生命力的文学精品。就叙事艺术和美学品质而言，这个文本也是“中国故事的国际表达”。这样的文本创新亦可给更多写作者以有益的启示。

《乌江引》，庞贝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和花城出版社2022年3月出版

作家庞贝的长篇新著《乌江引》今年3月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花城出版社联合出版，首印高达5万册。《人民文学》同步刊发，《当代长篇小说》迅即转载。这部作品面世之后迅速荣登“中国好书”“第一季度影响力图书”等十几个权威月榜或季榜，也迅速登上当当网新书热销榜等榜单。在广大读者中引发热情关注的同时,这部作品在党政军界、史学界和文学界也获得了积极反响。

在本次研讨分享活动中，与会专家从文学原创性方面对这部“长征解密”之作进行了“文本解码”。

茅盾文学奖得主刘斯奋发言。

《乌江引》的“新”与作家本身的天赋和才情有关

茅盾文学奖得主刘斯奋从“作者”的角度发表了自己的感受：首先，“《乌江引》给人的印象非常新，它在写法上、结构上、表现方法上都显示一种很新鲜的，是我们以前看其他小说没有的经验。......这与作家庞贝本身的天赋和才情有关。”

其次，长征是人类的伟大史诗，但史诗怎么写？很多人的想法是跨度很大，时间要拉得很长，把整段历史写出来。但是《乌江引》仅仅用21万字就把长征写出来了。“庞贝的办法就是把这段战争风云收拢到二局这几个人身上，通过这几个人来反映这段历史，它又赢得了创作需要的艺术运作空间，但是又反映了这段时间，所以就使这本书带有史诗的品格。”

第三是小说的语言。“庞贝本身有古代汉语的根底，又有外语的根底，更有现代汉语的根底，所以这本书的语言很有特色，这几种修养都体现在里面。它不是简单的白话文，他能模仿那段时间那些人文的讲话、对话等等，他都能模仿，所以他在推动白话文雅化方面也有值得我们重视的成果。”

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发言。

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则在发言中指出，《乌江引》成功的重要原因首先在于作家做案头工作，做资料调查、田野调查、后人的访问，这种案头工作为小说打下了非常坚实的物质基础。“小说写出来之后，它和读者之间是有一种阅读的契约的，我之所以还愿意读下去的原因就是我相信你所写的东西是真的。而这个真实的契约最重要的基础其实是物质基础，你要写的人物，包括器物、风俗、事件，甚至连风景、建筑，吃什么、喝什么要有一个实证的背景，假如没有这样一个实证的背景我们就无法相信你所写的是真的。”其次，作家对已掌握的这些资料的选择，对这些资料的删削，能看得出来其下了苦功。“我觉得所有的这些资料工作、案头工作和对资料的遴选决定了他这样一部作品的基本风格，一方面有信任感，另一方面又觉得没有完全淹没在所谓的史实当中。”

第三，这部小说选择纪实与虚构两条线，其实也是为自己腾挪一些文学想象的空间出来。破译这个行当里面固然有曾希圣这样一些所谓的功勋累累的，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但是也有一些无名者。《侧影》部分其实是虚构性的，也设置了一些人物，这些作为参照，为人的丰富性跟复杂性拓展了空间。

《乌江引》本身就是一种史诗新文体

“《乌江引》立体呈现了伟大征程史诗般的庄重和壮阔。”《人民文学》杂志刊发此作时的卷首语中曾有如此表述。长征是一部人类精神的伟大史诗，《乌江引》是向这部伟大史诗的致敬之作，也是这部史诗的“副歌”。作为长篇小说，《乌江引》本身就是一种史诗新文体。在本次研讨活动中，专家们就史诗的概念和史诗性长篇小说形式的现代性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红军长征是一部人类史诗，而荷马史诗写的也是古希腊人的远征，这二者应有某种精神气质的相似，一种人类意志力的显示。荷马的《奥德赛》是一种史诗，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也是一种史诗，基于这样的认知，《乌江引》作者无疑是找到一种史诗的新形式。假如说《尤利西斯》是一部现代史诗，那么《乌江引》显然也是具有某种现代性，当然，这是与《尤利西斯》不一样的形式。今年适逢《尤利西斯》面世100周年，《尤利西斯》本身就有荷马史诗的原型和母题，因此对于史诗文体现代性的这番探讨更显得饶有新意。

“这样一段革命秘史天然地具有传奇的色彩，往革命历史传奇的路子写本是顺理成章的，庞贝却没有选择这一路径。面对这一题材，他的态度是郑重的。在他眼中，这并非传奇，而是史诗。”青年评论家李德南在论坛发言时说，“通常说到史诗型的写作，很多人会认为，这样作品需要有巨大的叙事体量。仿佛只有如此，才称得上是史诗。然而，在不少作品中，篇幅之长是通过注水的形式来达成的。在这样的语境中，《乌江引》在叙事上的慎重与简约，让我觉得特别可贵。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具有史诗色彩的历史题材，庞贝仅用了十几万字的篇幅予以呈现。这也说明了一点，史诗性作品并非一定得有很长的篇幅。认为史诗型写作必须无限度地拉长篇幅，这其实是一个误解。”

专家们认为，长篇小说的现代性，是一种艺术形式上更为讲究的、更为高级的呈现。这种“高级感”，就《乌江引》这部作品而言，就是这种“史诗般的庄重”，一种“更高级的形式感”。“与十七年文学时期的叙事原则不同，今日革命文学写作应是一种现代性写作。与某些新历史主义小说也不同，《乌江引》绝无‘戏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纠偏。”广州市文学评论家协会主席申霞艳教授说，“史实与虚构之间的博弈，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而这种博弈本身就构成一种巨大的张力。庞贝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以自己的小说智慧复活了一个智慧的群体。这使我想到以色列作家赫拉利的那个有名的说法：人类的想象力与信仰有关。《乌江引》这个叙事有一种特别的庄重感，而这也是一种对于历史的温情记忆，一种动人心弦的力量，比如作品最后的那几行诗句。对于面对复杂时世的当今读者来说，这是一种很难得的感受。”

作家庞贝介绍创作《乌江引》的心路历程。

呈现出一种特别的先锋文学气质

长征是新中国每代人都熟悉的历史，但长征题材的长篇小说其实是很鲜见，能说上来的似乎只有当年魏巍先生的《地球上的红飘带》，近年有王树增先生的《长征》，但前者是传统写法，后者是纪实小说，《乌江引》呈现的是一种全新的纯文学写法。与会专家们认为，不必为《乌江引》这部作品贴一个军事题材或战争文学的标签，这就是一部长篇小说。关于这部作品文体的原创性，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贺绍俊教授曾有如此评价：“这是在文体上的突破，这种革命性和创新性很突出。庞贝打破了虚构和纪实的固定概念，他完全把小说的功能扩大，让我们看到小说的一种新的功能。他为我们创造了一种新文体。他将读者带回历史现场和语言现场，把历史粗粝的一面以及那个细节的部分都呈现了出来。他是站在今人的角度看历史，看革命，看信仰。你一定会被他的叙述所打动。......”对于这种文体创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教授伍方斐有进一步的阐发：“在解码与编码之间，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乌江引》的时空叙事与主题架构呈现出一种特别的先锋文学气质。”他认为，小说在先锋叙事方面和主旋律主题挖掘方面结合得比较好，“我感觉这个小说确实值得我们更多地去阐释。”

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张丽军认为，《乌江引》是“当代红色革命新琴曲”，其创新性价值在于作者重新阐释历史，建构历史，作品由此呈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新历史主义诗学气质。作者打破单一叙述模式，以新颖的故事结构使虚构与纪实有机融合，在一种虚实相生的变奏中建构现代革命叙述的技术美学。

“《乌江引》具有非凡的语言调性与作品结构，这使得作品能够更加逼近历史真相，并探索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第一部《速写》写长征是一种压抑的、残酷的风格。我在初读的时候会觉得人物不够突出，场面描写过于克制隐忍，主线情节迟迟没有出现。读到第二部《侧影》，我开始理解作者的良苦用心。庞贝的抒情描写相当克制，小说语言的调性把握，以及总体风格与隐蔽战场中的无名英雄气质息息相关，丝丝相扣。神秘、诡异、隐忍、克制、秘不可宣，悄然而至，静默状态的背后是兵戈铁马，一种反差构成一个巨大的张力。这部作品结构上也是匠心独运，是小结构加大结构。小结构就是《速写》，大结构是《速写》加《侧影》。《速写》中隐忍克制，在《侧影》中得以抒发。”在广东财经大学教授江冰看来，《乌江引》的诗意和抒情也不是我们几十年的常见的传统写法，而是富有质感的大量细节的重返历史现场，强烈的感受扑面而来。譬如过草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乌江引》的描写可谓是再现这个经典场景的“巅峰之作”。

记忆与身份：一个很有意味的现代主题

对于《乌江引》的史学性和文学性价值，北京的专家学者们已有很高评价。就长征题材创作而言，这部作品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作为红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这部作品也确立了一种文学性新标高。在这次广州研讨分享活动中，来自各大高校的文学教授们也深度阐释《乌江引》的主题意蕴，这是超乎密码情报战之外的另一个很有意味的现代主题：关于记忆与身份。

人们是否有义务记住过去的人和事件？是否存在记忆的伦理？存在的话，人们又该以什么方式来记忆？这是美国哲学家玛格利特在《记忆的伦理》中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无疑都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历史题材的写作中，几乎无从回避。庞贝《乌江引》的第二部《侧影》是今人的追怀之旅，打捞记忆的碎片，仿佛也是一场梦幻之旅。这个叙事过程蕴含着作者对记忆伦理问题的关切。事实上，“记忆与身份”也是这部复调叙事小说的一个现代主题。

《乌江引》呈现的是人类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情报战孤例，而当年的中革军委二局是一个极为隐秘的存在。那些青春的身影，即使行走在自己的队伍里，他们的身份也不为人知……

“是有这样一个主题，身份与记忆。与记忆有关，也与遗忘有关。当年那些记忆超群的人，他们甚至不能拥有自己的记忆。对于那些普通译电员来说，那些已经破译的密息，他们必须忘掉，‘译过即忘’。因为他们不能掉队，不能被俘。”《乌江引》作者庞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破译三杰’是‘密码脑袋’，他们却不能消除记忆，他们必须记住一切，这是情报分析的需要。因有特别保护，他们一般也不会被俘。万一身陷灭顶之灾，他们唯有选择牺牲。‘三杰’之一的邹毕兆却因用脑过度伤害了记忆力，长征胜利后为失忆、失眠和幻听所折磨，于是向毛泽东请求离开破译岗位带兵上前线。而军委二局创始局长曾希圣终生保守的‘极密’，蒋介石也至死不知此情。曾局长晚年也为这记忆和遗忘（比如张露萍等‘红岩七烈士’的历史污名）而伤神。他们在新中国历史中也有使命和建树，而长征却是他们内心深处最为珍重的记忆……”

据悉，此次研讨分享活动由广东省作家协会、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广东省出版集团、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花城出版社、广州购书中心承办，广州市文联、广州图书馆协办。

专访——

作家庞贝：《乌江引》是独具美学特质的“高级文本”

作家庞贝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乌江引》是基于准确可考的史实而创作，这个题材给予作者想象和虚构的空间其实是很小。他决意要将这个题材“做成具有文学纯度的小说，一部在叙事形式上具有独特结构、视角、语感和节奏的小说文本，一个独具美学特质的‘高级文本’。”

庞贝承认，就作品形式而言，他甚至也着力为《乌江引》营造一种整体结构上节奏感：“《引语》《速写》《侧影》《名录》《献诗》，整部作品在篇幅构成上有一种特别的节奏感。为此，我严格限定第一部《速写》约占全书四分之三的篇幅，第二部《侧影》约占四分之一。就叙事视角而言，我严格限定人物活动的‘景深’：前景是曾、曹、邹这‘破译三杰’，后景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红军领袖，后者只是以前者的视角出现。又如在叙事语言方面，我力求还原当时的语境，而非拘守当今所谓‘标准汉语规范’。譬如，在海量的文献阅读中我发现，那时很多人在量词的使用上并非总用‘个’字，他们不说‘这个土豪’，而是说‘这只土豪’。又如，彼时各级指战员他们在口语中并非是喊‘政委’，而是‘政治委员’。即令是在万万火急的危情时刻，他们也不用这简称。诸如此类的修辞细节，都是构成一个高品质文本的必要元素。我深知即便是处理这样一个‘重大历史题材’，语言也依然应是小说品质的第一元素。”

这是一次高难度的创作。党和军队领袖人物的出现，对于作者来说，就不只是要遵从一个“大事不虚”的一般原则，这里所有的细节必须言之有据。对此，庞贝表示：“我试图以独特的构思解决这个难题，最终文本所呈现的这种‘亦文亦史，虚实相生’的艺术效果，正是一种创新性叙事文本的质感。”据介绍，在这个独特的结构形式中，第一部《速写》与第二部《侧影》形成一种独特的复调叙事，这也是某种对位和同构，而《速写》中对“我们”这个给读者以代入感的人称使用，《侧影》为扩展更大历史时空所用的“缠绕式叙事”，亦是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原创性。

南都记者 周佩文

图片由花城出版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