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

我写农村，并不是出于怀旧，也不是为祭奠插队的日子，而是因为，农村生活的方式，在我眼里日渐呈现出审美的性质，上升为形式。这取决于它是一种缓慢的、曲折的、委婉的生活，边缘比较模糊，伸着一些触角，有着漫流的自由的形态。

比如，著名的盛产年画的杨家埠。在往昔的岁月里，收过秋后，就有贩年画的客商，从遥远的东北赶着马车早早来到杨家埠。他们睡在画坊的阁楼上，画坊里通宵达旦刻印年画，赶着订货。客人睡梦里都是，印板拍在印机，啪啪的响声。等货齐了，捆扎着装上车，再踏上漫漫归程。此时，已近年关。这一个买卖的过程，相当漫长，效率相当低。每一步都须人到手到，就是由于这样具体的动作和环境，情景便产生了。

还有，在绍兴的乡间，认识有一位公公，他每天上午要去镇上茶馆喝茶。他背一个竹篮，篮里放着自己爱吃的糕点，篮上再挂一件布衫，以防变天时好添加。一清早起身，沿了河走一段，稻田间的田埂走一段，穿过一两个村落，走过二三座木桥，太阳高了，他就踏进了茶馆。我住镇上的时候，他送过我两次礼，一次是他园子里结的第一个葫芦，二次是他喂的母鸡下的头一批蛋。这就是公公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是可称为形式的，因为它的精神性成分，已经超过了实用的任务。

再有，我所插队的安徽农村，县里召开基层干部会，是不负责伙食的，那就需要队里自己解决吃饭的问题。于是，便要带上个专门做饭的，还要到城里联系个做饭的地方。这种方式也是具有人情味的，它包含着人和人具体的特定的关系。在那里，假如有人病重，要送城里医院治疗，病人要去，病人的丈夫或者妻子自然也要去。父母一走，孩子怎么办?带去。就这样，医院的院子里都是一家子，像个野营宿地。可是，有趣味的形式，就是发生于此。

在农村时，有个小姊妹邀我一同去赶集，她怎么动员我?她说，路上要经过两口井呢，都是甜水井!这种方式在当时都被艰难的生计掩住了，如今，在一个审美的领域里，我重新发现了它们。它们确实是以低效率和不方便为代价的，可是，艺术和现代化究竟又有什么关系呢?城市为了追求效率，它将劳动与享受归纳为抽象的生产和消费，以制度化的方式保证了功能。细节在制度的格式里简约，具体生动的性质渐渐消失了。它过速地完成过程，达到目的，余下来的还有什么呢?其实，所有的形式都是在过程中的。过程缩减了，形式便也简化了。所以，描写城市生活的小说不得不充满言论和解析，因为缺乏形式，于是难以组织好的故事。

现代小说故事的变形、夸张、颠倒，都是为了解决形式的匮乏，但也无济于事。所以，流浪汉，无业者，罪犯，外乡人，内省人，精神病患者，会成为城市生活小说的英雄，因为他们冲出了格式，是制度外的人。他们承担了重建形式的幻想。在这一个发展中的时期，我们的城市其实还未形成严格的制度，格式是有缺陷的，这样的生活方式有着传奇的表面，它并不就因此上升为形式，因为它缺乏格调。在突如其来的冲击之下，人都是散了神的。而真正的形式，则需要精神的价值。

小说这东西，难就难在它是现实生活的艺术，所以必须在现实中找寻它的审美性质，也就是寻找生活的形式。现在，我就找到了我们的村庄。

(摘选自《王安忆散文》，王安忆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