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中后期，出现“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人才枯竭局面，固然和襄樊之战，特别是猇亭之战惨败有关系，但是两场战役所造成的人才断层，却穷尽四十二年，这是极为不正常的。众所周知，二十年就是一代人，何况堂堂巴蜀大地，天府之国，人杰地灵，怎么会在蜀汉灭亡前，数十年都出现无大才可用的局面。这样的局面是怎样造成的？恐怕和蜀汉创始人刘备的用人观念有很大关系。

刘备确实很重视人才也很有伯乐识“良马”的眼光，不然也不会有“三顾茅庐”以及“马谡不可大用”的事情，但是要明确的是，其在信任度上却千差万别，此其祸根一也。

刘备盲目相信关羽、张飞，才会有徐州之失、下邳之败。而在关键性的战略方向上，仍然坚持我行我素。诚然关羽具有大将之风，也是当时镇守荆州的不二人选，但是在“联吴抗曹”的大战略面前，仍然起用关羽，并且留下的全是“原从派”成员，而将“联吴抗曹”的温和派诸如诸葛亮、赵云等人，悉数征召入川作战。这也为后来孙刘联盟的破裂，荆州的丢失埋下了祸根。

刘备所信任的“自己人”并无容人肚量，导致蜀汉政权内部人心不齐，此其祸根二也。

徐庶在向刘备举荐诸葛亮之时，张飞便曾言明，“将其缚来即可”，被徐庶当面驳斥。后诸葛亮任刘备的军师中郎将之职时，关张二人也曾多次予以难堪，作为蜀汉集团的总参谋长，却被刘备的“兄弟”如此对待，很难想象在对待其他人时，又该是怎样一番景象。

黄忠作为刘备即位汉中王后所册封的四大将军之后将军，被关羽得知，怒斥：“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其拒不接受对于自己四大将军身份之前将军的册封。至于马超一样难以得到刘备“自己人”的认可，马超因助刘备攻下成都有功，因此与刘备言行交流之间，常有僭越君臣之言行。关羽得知大怒欲杀之。

针对人才难以量才适用，常怀杀伐之心，此其祸根三也。

庞统初投刘备时，因相貌丑陋，仅为刘备封耒阳县令一职。其到任后，因觉一小小县令，不足以施展其抱负，故在任上日日饮酒为乐，恰逢张飞巡视，不分青红皂白，便将其毒打一顿，后蒙诸葛亮力荐，方得刘备认可，并随其入川作战。

而作为蜀汉四相之一的蒋琬，境遇同样好不到哪去。其因才名，被刘备启用后因未通过刘备一年期的县令考核，而被以关张为首的“原从派”主张杀掉，幸得诸葛亮力保，才为蜀汉中后期留下了一名擎天之柱，为蜀汉政权再续命八年。

除原从派之外，对后期来投的任何人均存猜疑忖度之心，此其祸根四也。

即便被后世称赞为“鱼水之欢”的君臣关系典范，刘备对诸葛亮一样心存猜忌，不然也不会出现白帝城托孤时，诸葛亮刘备赵云共同组成顾命大臣的局面。或许有人会说，这是出于将蜀汉政权四大派系维系在一起的权谋手段，但是为何单单落下了益州本土派，所以这一说法难以成立。

或者说即使成立，也说明了另外一点，即刘备根本就不信任益州本土人士。这点从益州降将孟达攻取东三郡后，刘备便火速派遣义子刘封前往接管东三郡，便能一窥究竟。而真正的功臣孟达却落了个有名无实的结果，这也为后来孟达降魏埋下了种子。

荆州集团内部的任人唯亲，也为后刘备时期人才断层添加了一把催化剂，此其祸根五也。

这点主要是从后刘备时期，即诸葛亮主政期间谈起。诸葛亮先是排除了与其同为托孤之臣的李严，将其从永安都督任上迁为巴郡太守，虽名为平调，实则为削权。

随后，在最有希望的第一次北伐时期，将镇守街亭这个战略重任派给了毫无军事经验、只会纸上谈兵的荆州派马谡，却将战斗经验更丰富的魏延带在身边。即便是选用战斗经验相对丰富的益州本土派王平跟随其左右，也只是副职，无实际节制权力。最终这样的人事安排也为街亭丢失，第一次北伐失败种下了祸根。

从以上分析来看，三国时期蜀汉政权的人才断裂，实际上从刘备在徐州时就已经注定了。作为蜀汉政权的掌舵人，其对麾下文臣武将千差万别的信任，以及其对“原从派”无条件的信任，都为蜀汉政权人才的断层埋下了祸根。而继任者，诸葛亮作为后刘备时期的实际掌舵人，也坚定践行刘备的用人方略，刻意打压东州及益州本土人士，客观上为蜀汉政权人才断层，重重地施了一次肥。

以至于，在猇亭之战后的四十二年里蜀汉政权从未实现过真正正常的人才更替，依然是靠着荆州派在苦撑危局，而当荆州派相继陨落后，蜀汉已无良才可用，虽有姜维之人独当一面，但终归挡不住邓艾奇袭益州，三月灭亡蜀汉的军事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