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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离开的第七年:50个关于她的珍贵瞬间!

2023-06-09 来源:国学精粹与生活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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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本名杨季康,小名阿季,1911年7月17日出生于北京。

杨家世居无锡,是当地有名的知识分子家庭。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学养深厚,早年留日,后成为江浙闻名的大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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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对杨绛特别钟爱,她排行老四,在几个姐妹中个头最矮,爱猫的父亲笑说:“猫以矮脚短身者为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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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极喜读书,中英文的都拿来啃。

一次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她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她答:“一星期都白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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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和母亲接触较少,行文中也甚少提及,“我总觉得,妈妈只疼大弟弟,不喜欢我,我脾气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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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的女佣们也说“四小姐最难伺候”,但是杨绛觉得“其实她们也有几分欺我。我的要求不高,我爱整齐,喜欢裤脚扎得整整齐齐,她们就是不依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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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杨绛十七岁,一心一意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但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清华招收女生,但南方没有名额,杨绛只得转投苏州东吴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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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时老师给杨绛的批语是“仙童好静”。

她中英俱佳,在英才济济的东吴大学,很快就奠定了自己才女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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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念念不忘清华。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21岁的她北上京华,去了清华当借读生。

母亲后来打趣说:“阿季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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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杨绛与钱钟书相识相爱,成就一段“我们仨”的世间传奇。两人初见,只匆匆一瞥,甚至没有说话,但当下都彼此难忘。钱钟书写信给杨绛,约在工字厅相会。

一见面,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答:“我也没有男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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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相识时,钱钟书说:“我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

杨绛觉得这与自己的志趣十分相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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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四年,钱钟书只去过香山和颐和园,同杨绛谈恋爱之后,才破例在杨绛陪伴下进行了北京郊区周边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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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7月,钱钟书与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了结婚仪式。多年后,杨绛在文中幽默地回忆道:

“(《围城》里)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钟书自己。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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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的堂弟钱钟鲁回忆,钱家规矩大,“一套封建老规矩压在小辈头上”,婚姻一般是遵从父母之命,像钱杨这种自由恋爱,“给我们以后小兄弟自由恋爱开了一个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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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以87.95分的高分获得奖学金后,杨绛也中断清华学业,陪丈夫远赴英法游学,“既然无缘公费出国,我就和钟书一同出国,借他的光,可省些生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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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虽是大才子,但在生活上却出奇地笨手笨脚,在国外更是拙态尽显。杨绛几乎揽下生活里的一切杂事。

钱的母亲感慨这位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钟书痴人痴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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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多年后回忆,初到牛津,钱钟书一个人出门,就在下公交车时脸朝地摔一大跤,“吻了牛津的地”,把大半个门牙磕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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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照顾钱钟书的口味,杨绛学会了做红烧肉,买来雪利酒当黄酒用,慢慢做出不错的红烧肉,“不断发明,不断实验,由原始人的烹调渐渐开化,走入文明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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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杨绛做虾给钱钟书吃,假装内行要剪去虾的须子和脚。杨绛一剪,虾疼得直抽搐,她吓得丢下剪子和虾,对钱钟书说以后不吃虾了。钱钟书回答,虾还是要吃的,以后可以由他来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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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女儿钱瑗出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乐趣。钱钟书致“欢迎辞”:“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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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和钱钟书甚少争执,为数不多的一次是因为法语“bon”的读音,杨绛认为钱钟书口音带乡音,钱钟书不服。二人找来同船一位懂英文的法国夫人当裁判,结果裁定杨绛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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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杨绛和钱钟书携女儿回国,避居上海孤岛。为维持生计,她做过各种工作:大学教授、中学校长兼高中三年级的英语教师,为阔小姐补习功课,喜剧、散文及短篇小说作者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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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期间,有人送给他们一担西瓜,钱瑗兴奋得不得了。杨绛回忆,从前家里买西瓜都是两担三担买,这样的日子,女儿没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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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写《围城》时,杨绛甘做“灶下婢”,辅佐夫君全力搞创作,闲时尝试写戏剧,并一举出名,《称心如意》《弄真成假》均大获成功。

甚至钱钟书写《围城》被人关注的时候,最简洁的介绍是“杨绛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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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的父亲和姐妹一同去看了《弄真成假》,听到全场哄笑,问杨绛:“全是你编的?”她点头。父亲笑说:“憨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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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剧作家夏衍十分欣赏杨绛,看过她的剧作后,顿觉耳目一新,说:“你们都捧钱钟书,我却要捧杨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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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的一天,日本人突然上门。杨绛泰然周旋,佯装倒茶,上楼迅速藏好钱钟书的手稿。可谓十分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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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钱钟书出版短篇小说集《人·兽·鬼》时,在自留的样书上,为妻子写下一句浪漫的话:

“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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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围城》出版,引起学术界的轰动,钱钟书在序言里毫不吝惜地夸赞自己的夫人:

“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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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围城》被拍成电视剧,片头那段著名的旁白——

“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出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便是杨绛的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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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钱瑗评价父母两人的文笔:“妈妈的散文像清茶,一道道加水,还是芳香沁人。爸爸的散文像咖啡加洋酒,浓烈、刺激,喝完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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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杨绛至清华任教,钱钟书开始养猫,特别宝贝。邻居林徽因也养猫,且是一家“爱的焦点”。两家的猫经常打架,钱家的猫太小,常常受欺负。钱钟书特备长竹竿,倚在门口,随时帮自己的猫打架报仇。杨绛担心丈夫为猫而得罪人,引用他自己的话劝他:

“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小说《猫》的第一句)

钱钟书可不管什么“主人面”“主妇面”,照打不误,还说:“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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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受邀翻译《堂吉诃德》,因觉得从英文转译会有损原作,便在年近五旬之际开始自学西班牙语。

译稿历经二十多载,终于于1978年4月出版。恰逢西班牙国王访问中国,邓小平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西班牙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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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曾在菜园养了一条狗,附近有两头恶犬。杨绛这样写自己护狗:幸亏我认识那两只狗——我是蓄意结识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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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爱开玩笑,在《我们仨》中,杨绛写钱钟书晚年患哮喘,呼吸急促,自己不顾情分地开玩笑称之为“呼啸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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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和杨绛两人的助手薛鸿时曾回忆,钱钟书在家里读到什么有趣的书,或者想到什么事情,经常喊着“季康,季康”(杨绛本名),急于跟妻子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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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说自己和钱钟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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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4年开始,钱钟书住进医院,缠绵病榻,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料。不久,女儿钱瑗也病重住院,与钱钟书相隔大半个北京城。

当时八十多岁的杨绛来回奔波,辛苦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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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向来含蓄节制,举止拿捏恰到好处,从不示人以心绪不好的一面。但是钱瑗病危那天,探访人群走后,家中只剩她一人,在通电话时失声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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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病到只能靠鼻饲进食,杨绛亲自做各种鸡鱼蔬菜泥,炖各种汤,鸡胸肉要剔得一根筋没有,鱼肉一根小刺都不能有。

“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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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把爱女钱瑗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1997年,钱瑗去世。仅一年后,钱钟书也离开了。

“我们三人就此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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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鸿时回忆说:“钱先生火化那天,杨先生没流泪,最后我把钱先生推到火化炉前,杨先生就在那里看,久久不忍离去,好多人都走了,她还是舍不得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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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仨”失散后,杨绛“试图做一件力所不及的事,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

她翻译柏拉图的《斐多》,从古圣贤的著作里寻求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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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不喜过生日,九十岁寿辰时,她为逃避打扰,专门躲进清华大学招待所住了几日“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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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杨绛把自己和钱钟书毕生的稿费,捐赠给母校清华,并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她说:

“我的向上之气,来自于信仰,对文化的信仰,对人性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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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我们仨》出版问世,这本书写尽了她对丈夫和女儿最深切绵长的怀念,感动了无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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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杨绛文集》出版,出版社准备大张旗鼓筹划其作品研讨会,杨绛回绝了:“稿子交出去了,卖书就不是我该管的事了。

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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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人生的边上,她愈战愈勇——钱钟书留下的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多达7万余页,都被杨绛接手过来,整理得井井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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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流传甚广的这段“百岁感言”,并非出自杨绛先生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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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说,每次去看杨先生,都预先跟保姆说好,不能去太早。杨先生要梳妆打扮,她穿的衣服全是半新不旧的,可是特别有派,百岁老人还有她自己的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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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25日,杨绛去世。也许,她早就借翻译兰德那首著名的诗,写下自己无声的心语: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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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