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邪教史书评

　　盛世修史，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修史有大小，大的有国史，如“二十五史”，小的有专门史，如服装史、车舆史，甚至吃茶史等等。国史记述天下大事，昭示朝代更迭、世事沿革；而专史，或者严肃地讲哲学论文艺，或者精巧地说点吃吃喝喝。“邪教史”特殊，它是“负面史”，在史书中算是一个另类，都是些邪事邪人邪说。但是从另一个视角看“另类”，有时也能看出别致的趣味，我们会发现，世界上还有如此奇奇怪怪七七八八的东西。王清淮等著、群众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邪教史》就是这样一本书。它是第一部系统介绍、分析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各个邪教教派的专著，从先秦到清末，应该算是邪教通史。根据孔子作《春秋》微言大义的史书传统，《中国邪教史》其实言在彼而意在此，它的针对目标是当代邪教，书的序言中已经说得很直接了：“回顾中国史，居然有相当大的部分是邪教在作乱，这很使人不安，并心生犹疑。但是另一方面，以史为鉴，可知兴亡。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从东汉末年第一次具有邪教色彩的政治暴动黄巾作乱开始，中国邪教参与政治活动的倾向一直很明显。大大小小的邪教邪宗，自认为有资格问鼎，都愿意一试，有时一个村子同时出现四五个“皇上”，各自组建朝廷，封官许爵，招揽后宫。邪教教主带着他的痴迷的信徒严肃认真地做这些“儿戏”。读史的可能“忍俊不禁”，但事情远不是好笑就完了。如果邪教教主很有实力，也很有势力，官府稍有差池，邪教教主可能就真的当上了皇上。而有实力又有势力的邪教教主并不在少数。有的邪教教主拥有数量巨大的信众和同样巨大的资财，那些所谓“民众”也真的很怪，无条件相信歪理邪说。皇上说，该缴税了，收来钱咱们修卢沟桥，那座桥实在破得不成样子。民众抗税不交，并高呼 “官逼民反”。然而神汉说，把你们的钱都给我，我带你们进天国。反正要到天国去了，你留着那钱也没啥用处。愚民们竟争先恐后地交，不让交还跟你急。可见人们不信皇帝信神仙，尤其迷信救世主。教主大都很能“忽悠”，工农商学兵，神仙老虎狗，官员专家教授，各行各业都是他们“忽悠”的对象，不必说那些愚蠢的王公大臣和自认为不愚蠢的知识分子，就是“圣上”老爷也被他们的“代表团”游说得五迷三道，最后稀里糊涂地发布几条圣旨：“某某大师要造朕的反，夺朕的江山，这是何等地好啊！各地各级部门要热烈支持，不准压制。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枪给枪！”这样荒唐的事情，在历史上多次出现。《中国邪教史》就是记述这些荒唐事情的“荒唐史”，这就很不好笑，只有惨痛。不幸中国历史上这样惨痛的教训实在太多，直到清朝末年，以西太后为首的大清权贵们，终于因为迷信邪教，把中国送上了任凭列强宰割的祭坛。邪教巫术、怪力乱神在北京城内猖獗时期，顽固派代表之一的庄亲王载勋，在御前会议上拍桌大叫：“谁反对神功，谁就是汉奸！”把光绪皇帝吓得哆哆嗦嗦，提前退席。这样的情景我们非常熟悉，因为此后还不断地上演。

　　这部“荒唐史”记载了自汉至清末大小一百多个邪教教派，对其中十几个规模大影响深的著名邪教展开论述分析，开辟专章专节。讲述它的缘起、教主、教义，介绍它们的发生发展以至作乱灭亡的过程。各宗邪教的缘起大同小异，都是借用现有宗教的名义，连名字都是借用的。比如弥勒教借用《弥勒经》，白莲教借用佛教白莲宗，最早的邪教太平道也借用了道家学派的著作《太平青领书》。至于教义，各宗邪教几乎全部一致，而且历代邪教都是同一路数，无非“劫变”与“获救”。邪教完全改变了正统宗教对这个问题的哲学的阐释，以实用的方法对信众进行恫吓、引诱，强迫他们加入邪教，成为邪教暴乱的工具。本书用较大篇幅讲述邪教发动政治暴乱的情况，这是作者特别著力的部分。作者认为凡是邪教必然要发动反对现政府的武装暴动，因为邪教的最终目标是地上皇权，而不是天上神仙。所以，不管邪教初起时教主如何表白不关心政治，不反对官府，甚至说自己根本不是什么“宗教”，只是讲信修德练习吐纳导引的同仁聚会，到后来总要扬起狐狸尾巴扯旗造反——本质的邪必然导致行为的恶。但是，一套邪得出奇的学说，一个歪得要命的首领，一群痴得没边的追随者，只要他的狐狸尾巴还藏着，就不算它是邪教。可见这本书对邪教的判定很严格，这在它的序言中说得很清楚：一宗邪教，必须同时具备六个要素：教主、教义、教徒；反人类、反社会、反政府。邪教的“准入证”如此严格，历史上邪教还有那么多，这确实叫人不愉快。

　　《中国邪教史》遵循中国史学传统，沿习《春秋》“尊王、大一统、华夏正朔”的路径，在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部严格、严肃的史书。但是在“语含褒贬”这一项，它大大地扩展了，不只“语含”，而是明褒明贬，不作皮里阳秋。这也是由本书的性质决定的，正史的传主，史家要传其正，也摘其失，而邪教史上的传主，我看没有什么“正”可以“传”于世的。这是另一种客观，这种客观给本书带来的好处，是它比较好读。好读，因为它有趣。我们在书中看到邪教教主群魔乱舞，争着当皇帝，创教、弘法、造反，一系列过程中笑料不断，而且“各村有各村的高招”，叫人眼花缭乱。更有趣的是他们最终全都瞎忙活，长命些的，折腾个十来年，被部下谋算，或者被官兵砍头；时运不济的，三五天就骑木驴去了。看着自己不喜欢的人物，由胡闹走到灭亡，确是很惬意的事，有一种幸灾乐祸的快感。即使官府动用了凌迟这样的酷刑，我们也不想谴责它违反日内瓦公约，为什么不呢？邪教教主不“栽”，人民大众就要倒霉，毛主席说得好：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

　　邪教作乱，毕竟给国家、民众带来深重的灾难，设身处地，假如我们身在邪教漩涡，那是多么恐怖的事情。北魏法庆作乱，号召徒众杀人。它的杀人无区别的，从身边就近杀起，彻底的恐怖主义。北宋方腊作乱，掳掠妇女随军，一千年后的日寇侵华，也是这么干的。明末闻香教的王森父子，在国家危难之际，“毅然”投靠后金，准备出卖锦州城作归顺金国的见面礼。古今邪教一丘之貉，原来邪教之“邪”，是全方位的，联想到当今邪教头子们对外国主子的谄媚，对人民政府的仇恨，出版《中国邪教史》显得十分必要。这部书告诉我们，对邪教要加强防范，提高警惕，更要坚持对它们进行斗争，不要让社会整体走到邪路上去。那些邪教分子，或是企图借邪教谋取利益，甚至想通过发动邪教暴乱登基当皇上的人，也不妨读一读这本书，有益无损：古今没有谁靠邪教成事，所以，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中国邪教史》是一部探索性的著作，它的基本概念是明确的，所叙述的事件客观翔实，阐述的道理也清楚明白。摆事实充分，讲道理明确，是这部书的优越之处。有几宗在历史上影响巨大的事件和团体，学术界还没有很一致的意见，本书把它们指认为邪教或“疑似”邪教，也算一家之言。一个观点通过争论，总是会越来越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