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期，乌克兰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市记者格里高里·格洛巴出版了一本揭露“法轮功”谎言的书籍——《参天的酸果蔓树冠下的“法轮功”》书中引用“法轮功”网站、报刊、散发宣传品中的内容，找出其自相矛盾及不合理之处，对“法轮功”散布谎言、误导舆论的行径进行了深刻揭露。

　　 引言

　　免费分发、印数2000份的中文版“大纪元”报及中文版“九评共产党”的读者只能是中国公民。这些从未去过中国的乌克兰人向来自中国的学生及商人讲述中国人民的生活是多么糟糕，这是有悖常理的事情。

　　“法轮功”分子在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市中心广场经常举行模拟人体摘取器官的表演。另外，还在街头搞被摘取器官及受过酷刑的“法轮功”分子的图片展。但是图片中的一些细节非常耐人寻味：这些受酷刑的人的衣服被工整地挖出许多洞，以便能够清楚地看到身体上受刑后留下的伤痕；照片上受刑的人与“法轮功”分子在街头的模拟表演出奇的相似；中国警察带着皇家警察的警帽等等。

　　“法轮功”分子说，“法轮功”无组织，不收会费，只是一种自我完善的途径。但印数很大的彩色印刷品的钱哪里来的呢？为什么世界各地的“法轮功”组织同时印刷相同内容的宣传品，并且多数印刷品使用所在国家的语言？当记者问到，为什么模拟表演的照片会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出现在宣传品中时，“法轮功”分子竟然说“这不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

　　“法轮功”习练者经常引用美国人说法，说在沈阳苏家屯区有一个迫害“法轮功”习练者的集中营。基辅市的维权人士切巴年科和别图霍夫亲自去苏家屯进行了实地调查，发现那里根本没有什么集中营，只是一家用中医治疗血栓的医院。但“法轮功”追随者不相信他们的说法，而宁愿相信从未去过中国的美国人的说法。另外，“法轮功”分子还为这两个基辅人扣上了两个大帽子：造谣者和中共的特工。

　　既然“法轮功”分子认为一切来自中国官方的信息都是谎言，那么本书作者就不引用任何来自中国官方的信息和对“法轮功”分子不利的专家鉴定，而是假设“法轮功”分子散发的材料讲的都是事实，然后对这些材料进行总结和分析。如果得出的结论是其言论不符逻辑或是他们自己的言论本身相互矛盾，那就是（“法轮功”习练者）对读者的不尊重，我要将真相说出来，同时请“法轮功”习练者以后不要再散布这些不实之辞。

　　 游牧式的集中营口

　　“大纪元”报说，在苏家屯医院从活人身上摘取器官。2005年初在该医院有10000个“法轮功”人员被关押，到2006年初只剩6000人。也就是说，在一年时间里有4000人被摘取了器官，相当于每天有11人被摘取器官。为此，在不做其他任何手术的情况下，医院里最少有4个手术室。但证人安妮及其曾经在该医院当过外科医生的前夫都不知道该医院有多少个手术室。2006年5月20日，这个安妮又说，每天做三个摘取器官的手术。但这就否定了前面的数字，按照这样的速度无法在一年之中“处理”4000人。

　　为了能自圆其说，安妮不得不又补充说在其它医院也进行着同样的手术。但在哪些医院、那些医院是否有做此类手术的条件、是否也有火葬场、为什么其他的所谓证人从未提及过此事等问题皆无答案。另外，在许多医院都做此事，怎么可能保证不为外人所知呢？

　　 非同寻常的证人

　　成为见证人的首要条件是“见过”，而“法轮功”修炼者所说的证人全是没有见过任何“罪行”的证人。

　　证人1：记者皮特。皮特说，他和许多人都联系过，三年间研究过大量的材料。但他研究了什么材料，和谁联系过，为什么从未照过一张相、没拍过任何录像资料，却不得而知。如果这也叫证人的话，那么媒体完全可以这样写文章了：“刚从菜市场回来的张大妈据可靠消息证明……”。

　　证人2：安妮。她自称曾是该医院的工作人员，其前夫是医院的脑外科医生。但这个脑外科医生却奇怪地负责摘取人的角膜，而且主要是从孩子和老人身上摘取。她还说，火化场的工作人员从死人身上取下了大量的戒指、手表和项链，都发了财。众所周知，脑外科是无法做眼科手术的，老人的角膜已经老化，摘取他们的角膜已没有任何意义。病人身上的手表、戒指、项链等物品是不可能带进手术室的。

　　从她的证词中可以看出，她虽然在该医院工作了5年，但却一次也没有看到所谓的“罪证”，只是据其前夫和女朋友所说。

　　安妮在接受乔高的询问时说，苏家屯关押着5000—6000“法轮功”人员，但消息来源却是听别人说的；2006年3月20日说那里只有一个房子，5月20日又说有几个房子；摘取心脏是在苏家屯医院，但移植心脏的手术却是在另外的医院，而心脏移植必须是立即进行的；“法轮功”人员的皮肤都被扒了下来，但他们的手表、戒指等物品却保留下来，最后被火化场的工人拿走了。

　　乔高对安妮的证词评价说：“我们认为，她前夫对她说的事不是空话，而是应该取得信任的。”

　　证人3：匿名军医。这个所谓在沈阳军区从事后勤保障的退伍军医唯一亲眼看到的是“拉着7000人的火车夜里从天津驶向吉林方向。该火车由军人押解，并且被运送人员的手被固定在车顶”。但这些人与“法轮功”有什么关系，他却没有说明。并且这个所谓的证人也从未提及是否亲自去过苏家屯医院。

　　证人4：金姓鲜族人。金说，他的一个于姓朋友退休后因病人数量太大，又被请回医院从事摘取人体器官工作。而金是在南韩办理签证时在“法轮功”的图片展的照片上认出这个医生的，而图片展上摘取人体器官的照片是排演出来的。更奇怪的是，这个于姓朋友对金讲述如此秘密的事件，但却没有告诉他自己的名字。

　　 不“正确”的考察和专家

　　切巴年科和别图霍夫不是考察苏家屯医院的第一人，此前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就已经去过，但却没有发现任何有别于一般医院的地方。旅居美国的维权人士枷里·傅要求与所谓的证人会面遭拒后，也对苏家屯进行了实地考察，但在该区域只发现了一个没有任何复杂医疗设备的拘留所。

　　“摘取人体器官机构报告”的作者麦塔斯和乔高说，他们在撰写报告时就知道（这些人）去实地考察过，但没有提及此事，认为这并不重要。也就是说，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的考察结果不重要，而从未到过这家医院的人的证词很重要。

　　 调查方法——法律问题

　　法律上的证据有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两种。间接证据实际上无法证明是否犯罪，而“报告”中所列举的证据皆为间接证据，即“我听说”，“我和某某谈过”等等。“报告”的作者是有名的专家，但他们却不是用法律手段，而是用政治方法来试图说服读者，不是用证据来证明犯罪的事实，而是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犯罪是有可能存在的。类比、夸张、比喻、理论上的推测是“报告”作者钟爱的手法，而“有可能”、“大概”、“也许”、“看来”、“可以推断”是“报告”作者最常用的句式。如，“中国器官移植手术的数量增长与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并行的”、“资金的需求可能会导致……”等等。

　　报告的作者不回答中国是否从事强制摘取人体器官的问题，而是回答中国为什么摘取人体器官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应该是在第一个问题得到证实后才进行论述的。

　　该报告第17页写到：“……针对中国移植外科发展的指控，即它被用于强迫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恰好在新一点上展示了爱因斯坦所导致的教训，我们已经看到，为了人类的利益开发的现代技术被滥用来制造罪恶。如果这发生在移植外科上，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

　　一个最普通的人也会很清楚，在阐述证据前就作出结论的目的只有一个，即让读者相信后面所说的都是事实，从而对所列举的证据持认可的态度。

　　 非同寻常的证据

　　“报告”的论据可分为两种，一是与指控没有直接关系的（如中国移植手术数量增长是世界第一的），二是根本不可能的（如安妮说在一个建筑工地的平房里关押着5000多名“法轮功”分子）。

　　在“报告”的第24节“死亡人数”中说：“截止2006年12月22日，我们已经确认了有3006人被迫害致死”，“第五组和第六组确认死亡的也是器官摘取的受害者。这一类的数目大约有300人左右。”而安妮的证词则说，在2001年—2003年间就有2000人以上在苏家屯医院被处死，而她当医生的朋友甚至说至少有4000人在苏家屯医院被处死。匿名军医说，在中国有36个类似苏家屯医院的集中营。更新版“报告”说，中国有41500例供体来源不明的器官移植手术，而“报告”的作者推断其来源是“法轮功”分子。300人和2000、4000、41500人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当然（“法轮功”分子）可以说，3000人只是确定了身份的人，还有数量不详的没有确认身份的被迫害致死的人。那么为什么至今支持“法轮功”的任何国际组织从未公布过“法轮功”分子失踪人数。统计这个数字比弄清服刑人数（500人）、送进精神病医院人数（10000）、送去改造人数（20000多人）、被警方拘禁人数（100000）要容易得多。

　　“报告”中还有一个数字：旅居澳大利亚的华裔女作家JenniferZeng说，到2001年4月底，在北京逮捕了830000尚未确认身份的人。这个数字如此离谱，以至于“法轮功”的媒体都不好意思引用。通过一个简单的计算就可得出结论：自1999年“法轮功”被禁止到2001年的两年时间里，每天在北京有1000多人修炼。但“法轮功”分子展示的警察抓捕练功人员的录像中却只有几个人，并且这些人主要是从国外来的，是专门来闹事、想让中国卷入国际纠纷的。

　　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2002年的数据，被强制进行为期三年改造的“法轮功”分子有20000人，那么到2010年这些人早已获得自由了。如果这些人仍没有获得自由，那些密切关注中国的国际维权组织早就会向世界公开这一消息了。剩下1000名关在精神病院和500名长期服刑的人员。即便这1500名“法轮功”人员都被进行活体摘取器官，那么和苏家屯医院这一家医院两年内所摘取的2000人器官也不相符。

　　“报告”说：“根据公开的官方数据，在1999年以前中国共进行了大约3万例移植手术，自1994—1999年6月间共进行了大约18500例移植手术。中国器官移植学会副会长石炳毅教授说，至2005年中国共进行了9万例移植手术。这意味着自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从2000至2005年这6年间，中国进行了6万例移植手术。假设为1994年至1999年6月间的18500例手术提供器官的来源是确定的，从2000年至2006年提供了同样数量的器官，而2000至2005年进行的41500例手术的器官来源是无法解释的。这41500例手术的器官从哪里来的，关于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说法为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当然，这种数字上的差异不能证明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的说法是正确的。”

　　“报告”中还说，“我们不得不通过一系列因素来判断它们是否能证明这些指控的真伪。单独看时，没有一个因素能说明问题，但放在一起，画面就全了。许多我们研究的证据，它们本身并不构成该指控的铁证。但它们的不存在很可能已构成了驳斥。将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尤其是当它们数量如此之多时，便起到了使指控变得可信的作用，尽管任何一个单独的因素都起不了这个作用。”

　　“使指控变得可信”，这就是麦塔斯和乔高工作的主要成果。而“大纪元报”、“法轮大法在世界”等“法轮功”媒体却异口同声地说，“麦塔斯和乔高已经证实了。”

　　 电话问询成了种族灭绝的证据

　　调查者通常用向医院打电话的方式了解是否存在摘取“法轮功”成员器官情况的。奇怪的是在“报告”公开后，调查者再打电话询问此事时，这些医生和执法人员仍然愿意回答同样的问题，并且内容和以前没有差别。难道中国的医生和执法人员真的一点保密意识都没有了吗？另外，如果任何人都能回答这些问题，那么“报告”作者发现的这个秘密也就根本不是什么秘密了。再有，在中国器官移植供体的来源即便合法，也是保密的，而这些医护人员与执法部门的工作人员通过电话和陌生人谈论这种问题实在是太不合逻辑了。即便电话都是真的，那么从电话中得到的全部数字加起来，和41500个来源不明的器官也相差巨大。

　　从电话询问中得到的数据与所谓的证人的供述差距巨大，甚至从电话中得知，苏家屯所在的辽宁省2001年有过“法轮功”练习者的器官，但近年来根本就没有了。这些器官不会在苏家屯医院被吃了吧？

　　 非同寻常的例证

　　一个女人在派出所里死亡。当她的亲人赶到现场时，她的器官已经被摘出，并且已经送到火化场火化。

　　既然是已经火化，那么她的亲人是如何知道她的器官已经被摘出了呢？难道是警察自己告诉他们的吗？

　　另外一个例子更奇怪。

　　“我们认为，尸体解剖后取走器官是为了确定死因。一具解剖的尸体可能会有照片所示的缝线。在国外，除器官捐献外，这很可能是器官被摘取的原因。在国外，验血通常是为自己的健康原因所做的。然而，说对被酷刑折磨到死亡边缘的‘法轮功’练习者进行尸体解剖以确定死因，这与我们所掌握的实施的酷刑是矛盾的。

　　尸体解剖的目的是死亡原因不明的情况下才进行，但王斌的情况是，其死因在其器官被摘取之前就已确定。说王斌在被酷刑折磨致死后解剖尸体是为了确定其死因的假设是站不住脚的。”

　　从“报告”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其作者还是在通过没有被证实的事情来证明另外一件事：如果施行了酷刑，那么就没有进行解剖，而是摘取了器官。那如果是没有施行酷刑呢？如果这个人是被其他被关押的人打死的，对其解剖是为了进行刑事调查呢？另外，被酷刑折磨到死亡边缘的人的器官是很难用于移植的，因为他们的器官多数已经受到损害，没有利用价值了。再有，“报告”作者说，“法轮功”人员的大脑被取走了，可大脑是不能移植的！

　　 结语

　　尊敬的“法轮功”学员，你们总是指责我们反映中国政府的立场和观点，但在这本书里我引用的全部是你们亲手交到我手里的材料。你们都是善良的人，你们实际上并不会做黑色的宣传，所以你们工作的效果一直都非常差。这种肮脏的事情不是你们应该做的。

　　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桌子上有两份材料。一份是一个小伙子父母的信。我们的警察通过非法手段逼迫这个小伙子招供。在我们报纸干涉下，警察受到了制裁。第二份材料是那个制裁犯罪警察的将军的感谢信。可你们的领导却指责那些批评你们的记者和学者诽谤，说他们在为北京工作。你们甚至指责切巴年科和别图霍夫，因为他们亲自去中国进行了实地考察。

　　我举乌克兰小伙子的例子是想说，如果你们真的想与酷刑、迫害、违犯人权现象作斗争，那么你们不用到遥远的中国去找，需要你们帮助的人就在你的家乡——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市。你们经常炫耀说，世界上最著名的律师与你们合作，那你们就花点精力帮助一下那些没有文化的老奶奶写份诉状！

　　 译者注：酸果蔓，俗称小红莓，是一种低矮小灌木，不可能成为参天大树。意为不了解外国情况而随意想象的不合实际的外行话。（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