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城市居民家庭，1979年也就是我13岁那年，随同父母从江西省迁入平顶山市居住。父母的文化程度不高，父亲是平煤集团的工人，母亲没有工作。家庭成员中还有我的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家庭生活非常平淡，日子过得紧巴巴的。1981年我的父亲去世，1986年我中师毕业后被分配到卫东区小学当数学老师。1988年结婚，1989年我们生了个女孩儿。1992年，也就是在孩子三岁那年，由于我们夫妻不和离了婚。
自从我离了婚后，自己带着女儿，感到心情很压抑，很失落。内心总是不断的提醒自己一定要坚强，要自立，要把身体保养好，把女儿抚养成人。在这种情况下，我总是积极的参加一些健身活动，先是接触了鹤翔庄、香功等气功，但坚持的时间不长。之后于1996年在我市的体育村广场开始接触法轮功。参加了他们的学习班，买了一本《转法轮》。由于过去自己根本不了解什么“宗教”，在练功和看《转法轮》当中，自己开始意识到通过练法轮功不但能锻炼身体，而且还可以成仙成佛，可以实现很多的梦想。感到这个法轮功太神奇了，一下子都使自己着迷了。当时每天就投入大量的精力练功、读经文，练功时还带着女儿。每天坚持早上练两个小时，晚上读经文练功两个多小时，不再接触其它信息。每天应付完教学工作后就是全身心的读经修炼，梦想要尽快修成圆满，带上女儿走向天国，脱离人间苦海，享受天国荣华富贵。在这种信念的支配下，自己也根本不考虑组成新家庭的问题，根本不愿考虑人间的一切，人间的一切都不吸引自己。
到了1999年7月国家取缔法轮功时，自己感到非常不理解。在李洪志新经文的诱导下，我就开始“走出去”上访，为法轮功鸣不平。1999年7月26日我把女儿送到她姑姑家后，只身到省政府“上访”，结果被学校的车拉了回来。回家后我就自己偷偷的在家里练功读经文，母亲、姐姐、妹妹苦苦的劝我也没有用。1999年11月，我把年仅10岁的女儿一个人扔在家里，悄悄走出去到北京上访。由于当时的新经文说谁走出去谁就可以圆满，所以我就不管别的了，一个人跑到了北京。我被遣送回来后发现孩子在家由于找不到我，就被学校老师收留并转到她姑姑家附近上学了。回家后我还是不好好上班，在家偷偷练功，一个人在家也不再过问女儿的事情，想躲过人们的视线，再走出去圆满。
到了2000年4月我再次走出去到北京“护法”，扰乱社会秩序。这一次从北京遣送回来后我就被送进了看守所。在看守所里我并不觉得丢人，并不觉得压抑。而是感觉很高兴，认为自己算上了一个层次了，离圆满更近一步了，还是疯狂的练功，看守所内的法轮功人员还都是相互鼓励，从不想着出去。当我年迈的母亲前来看我并跪下来劝我时，当我好久不见的女儿同她姨一起来看我时，我竟然面无表情，形同陌路，一言不发。
在看守所被羁押一段时间后我被送进劳教所。记得一个叫黄建英的已转化人员说：“你为了自己圆满，不惜伤害母亲，扔下年幼的女儿。为了圆满地球爆炸也与我无关，为了圆满对抗国家法律，你是无私呢还是自私呢？我们的灵魂太自私污浊，一点也不高尚，你说呢？”通过黄建英这样一连串的反问和她那语重心长的话语，让我一下子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中。我在恐惧中思索了很多很多，我终于明白过来是自己错了，我有如梦初醒的感觉。过去由于担心怀疑李洪志的说教会被其法身察觉，会导致自身的“形神全灭”，所以从不敢怀疑李洪志。过去由于担心地球要大爆炸，怕师父不会拯救自己而常处于恐惧和焦虑之中，也不敢怀疑李洪志。现在醒过来放下思想包袱后，我们不怕了。我就和黄建英一起找出了李洪志经文中很多的自相矛盾和骗人的说教进行批驳。如李洪志说：“我们的圆满形式一定是光明磊落的。”可是对海南弟子却说：“那些车祸死了的人都在不同层次圆满了。”李洪志用“白日飞升”确定圆满方式，而《转法轮》中却说：“人都在天上飞，那是人类社会吗？”；李洪志一再重申“不参与政治，”一面又下经文暗示围攻国家机关呢？等等。我们俩谈了很久很久，我们越谈越带劲，越谈心理越敞亮。我对黄建英说：“过去总认为人间太苦，地球太脏，到处暗淡无光，总想早日离开这个地方。现在顿觉天空是那么明亮，到处都是新鲜空气，人间是那么美好。成佛是空想啊，我们还是要好好的做人啊！”
解教回家的第二天我就把家里彻底打扫，上缴了那些害人的书籍，又把女儿接回我的身边，主动找学校领导报到，从此又开始了我的新生活。有关部门也满足了我的要求，让我做了两年时间的转化法轮功痴迷者的工作，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后来在热心人的帮助下，我又组成了新的家庭。
如今，我的女儿也长大了，我的家庭和生活都很稳定，生活很幸福。在我享受幸福生活的时刻，更希望人们以我为戒，远离法轮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