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剑中读高中期间，因为经常头晕，我花300元钱买一些“气功”方面的书籍进行练习，但头依然越来越晕。1998年，父母亲因为劳累，身体不太好，他们开始习练法轮功，认为“感觉”不错，并劝我试试。
2000年高考，我顺利考上中国民用航空学院飞行动力专业，这是我家的幸福，也是全村的骄傲。开学之初，受母亲的委托，我最敬重、能说会道且在练法轮功的大伯主动护送我到天津。一路上，他不断地告诉我法轮功如何好，如何可以治病等，还说我有知识、有文化，如果我练法轮功，他可以帮我买台电脑，既能帮他们及时下载练功新资料，我自己也能随时上网。电脑是我梦寐以求的东西，我有些动心了。
2001年寒假回家，父母再次动员我练习法轮功，又把法轮功吹得神乎其神。我将信将疑地开始看法轮功的书籍，还跟着大伯开始习练。随着练功的深入，我并没有感觉有什么神奇的功效，但我不敢怀疑，想信李洪志说的要“向内找”。回到学校后，我在寢室坚持习练，同学们劝我不要练，并说国家已经取缔了法轮功邪教组织，练功是非法的。但在李洪志的“讲真相”、“上层次”的蛊惑下，我还在自欺欺人地向同学们宣扬法轮功的诸多“好处”。2001年春节后，大伯来学校找我，并带给我两张“经文”，说“大法弟子”要集体到北京发正念，不去就会“形神俱灭”。受“形神俱灭”的影响，大伯走后，我一直心神不宁，好像冥冥之中真有人安排好的，不去北京就真要“形神俱灭”一样，在学校坚持了近两个月，我终于坐不住在4月份“走出去”到北京“弘法”。
因为沉迷法轮功，我荒废了学业，因为要练功、“发正念”，我连学校的几门考试课都顾不上参加。在2001年春季期末考试中，成绩从大学一年级的年级前30名（其中数学第二名）下降到全班倒数几名，还有几门功课不及格。为了“弘法”，我丧失了基本的判断能力，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当警察问我是不是法轮功人员，我还说“坐不改姓，立不改名，我是”。在拘留所，警察反复多次给我讲国家的政策，讲法轮功为什么是邪教，我认为那是杜撰，我一概不相信。特别是一想到“神形全灭”，我对法轮功不敢有丝毫的怀疑。2001年4月我被劳教失去了在学校学习的机会，这时我开始有些害怕，但还是认为法轮功没有错。2003年9月劳教期满，我被开除学籍后遣返回家乡。
回到家里，我很惊讶，父母已不习练法轮功了。我母亲说：“娃儿哟，政府说法轮功是邪教，不能练你就别再练了。”但“师父”说不能反悔、不能放弃，否则要“形神俱灭”。这两种声音交替折磨着我，难以自拔。但法轮功“形神俱灭”的咒语占了上风，这种恐惧感让我挥之不去，我没法控制自己的思维，没法集中注意力做事，几次帮母亲做饭把水烧干了也不知道，烧坏了家里几口锅，有一次还差点酿成火灾。母亲叫我干啥我就只知机械地做那事，不思考做得好不好。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也不知自己想干什么。谁问我话我都只重复一句话：别和大伯接触，他是练法轮功的！过去那个聪明可爱的我不存在了，最后发展到连基本的生活起居都不能自理了！我那时几乎成了一个废人，父亲为此没法再出去做石匠，母亲为守着我不能再下地干活。
我的这些情况引起了父母的警惕。2003年10月和2007年初，父母先后两次带我到四川华西医院去，我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第一次住院26天，花去我家1万8千多元钱。第二次住院2个月，又花去我家几万元钱。经过治疗，我的病有了一些改善。但病情日渐好转的同时，以前折磨我的声音又开始重现，扰得我白天晚上都不敢睡觉，我怕“形神俱灭”。为此，我拼命地为家里抹灰，拼命地扫地，当吃不完的饭往厕所倒时，母亲说倒了可惜，我就想起了法轮功，认为母亲就是魔，于是我抿灭人性多次狠狠打了母亲，有一次把母亲头上打了几个大口子，鲜血从她头上冒出。父亲来劝阻时，我也毫不手软大打出手，打断了他的左手臂，几个月都没好。之后，我被再次送到广元第四人民医院住院两个月，又花去家中五千多元钱。受法轮功练功不能吃药不能打针的影响，我怕已有的功力失去，我拒绝吃药，母亲就把药捂在我的饭里面让我吃下去。后来经过医院的治疗和父母的细心照顾，我的身体慢慢康复，精神和思维也好了很多，在社区和反邪教志愿者的帮助下，我彻底与法轮功决裂了。
如今，回忆当初，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当初竟把亲生父母当成“魔”，能下狠手打生我养我的母亲和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