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9月，我来到深圳市沙头角一间发廊打工。当时我刚刚结束了一场不堪回首的感情，不但心理受到伤害，身体也留下了后遗症。我从小性格内向，看事情十分理想化，当时觉得自己命好苦，整天愁眉苦脸。发廊的工友同情我的遭遇，就“好心”地介绍我到沙头角东和公园练习所谓的健身功法——“法轮功”。当时我一去就被练功场面所吸引，进一步了解后觉得这个功法真的太“好”了，又能不花钱治病健身，又能“做好人”，满足我精神上对美好事物的向往，简直是一举两得。抱着这样的态度，我走进了“法轮功”。
国家宣布取缔“法轮功”时，我十分不理解，夜晚仍然偷偷在宿舍楼顶练功，被人举报后离开了深圳，经一位功友介绍到广东揭阳的一个发廊打工。2000年4月，在一些功友的鼓动下，我像很多练习者一样到北京“上访”，被遣送回广东。6月，一位功友向我口头传达了李洪志的“经文”，要求我们这些“修炼人”再次去向各级政府“讲真相”。第二天一早我就和20多人一起参加了在揭阳市的集体练功，之后因为扰乱社会秩序受到劳教两年的处理。在劳教所里，不少管教干警都从思想上、生活上关心我，帮助我，使我了解了不少“法轮功”的事实真相，思想有了初步转变。
2002年劳教期满出来后，我开始认真考虑自己的人生大事，毕竟我已经30多岁了，不想再虚度年华。由于当时身边比较熟悉的都是“法轮功”练习者，经过一位功友介绍，我认识了后来成为丈夫的刘国华。刘国华也是“法轮功”练习者，同样刚刚从劳教所出来，他看上去是值得依靠的那种人，特别是待人处事的态度和我非常一致，我们可以说是“一见钟情”，经过几个月的短暂恋爱，又见过双方父母后，我们在这年的5月结婚了，随后用父母给的6000元钱在丈夫老家广东连州市开了一家小理发店，开始了恩爱的新婚生活。
那时我的想法很简单：忘掉过去，建好自己的小家，踏踏实实地过日子。我以为丈夫和我一样放下了“法轮功”，人生路从此走上正轨。没料到，丈夫尽管对我疼爱有加，但他对“法轮功”的痴迷远远超过了对家庭的责任。他不但瞒着我偷偷练功，还暗中与其他的功友联系，到处散发“法轮功”传单。终于，他的违法活动被公安机关发现了，结婚不到半年，丈夫再次被送劳教。
丈夫被抓对我来说犹如晴天霹雳，没有了家里的顶梁柱，我只能匆忙结束了理发店的生意，失去了经济来源。屋漏偏逢连夜雨，那时我又刚刚怀了孕。一连串的变故让我思想负担沉重，我不是反思丈夫的所作所为对社会和家庭带来的危害，反而怨天尤人，迁怒于政府，仇视上门关心我的政府工作人员，认为是政府迫害让我家庭失散。为了逃避现实的烦恼，本来转化就不彻底的我又偷偷练起了“法轮功”，从中寻找精神寄托。
2004年，丈夫从劳教所解教出来时，儿子已经满周岁了。一家人总算团聚了，可没想到巨大的灾难正悄悄向我们逼近。
自从迷上“法轮功”后，丈夫就按照李洪志的要求不再上医院，更不要说看病吃药了。遇到头疼脑热的，他就认为是“消业”的过程。2004年底，丈夫开始出现手脚无力、全身发软、日渐消瘦等症状。但他仍旧抱着“消业”的想法，认为是自己体内的“黑色物质”没有清理干净。我也引用“师父”的话来坚定他的信心：“你所经过的难都是安排好的。”在连州的一些功友知道后，怕我丈夫立场动摇，也纷纷上门“关心”、“鼓励”他。一直强烈反对我们练功的公公婆婆知道情况后十分担心儿子，多次恳求我带丈夫到医院看病，但每次都被我们拒绝。到后来，婆婆着急得没办法，70多岁的老人家竟然跪倒在儿子和媳妇面前，流着眼泪苦苦哀求我们去医院！而执着的我们仍然不为所动，为了更“精进”，为了“上层次”，一天一天地坚持着。
没想到，我们用坚持换来的是丈夫身体越来越差，甚至出现了四肢浮肿、突然昏倒的情况。2006年8月10日，丈夫终于熬不下去了，被送到医院急救，半个月后就因肝硬化、尿毒症等并发症去世，年仅42岁。几个月后，受到沉重打击的公公也在伤心中撒手人寰。
丈夫死后，为了能从巨大的悲伤中恢复过来，我离开了连州，回到了户口所在的增城市。在我极其困难的时候，一直关注我的镇政府为我在养老院找了一份工作，每月有1000元工资，主要负责院里的卫生保洁并协助照顾一些孤寡老人。同时，在院里为我免费安排了一间宿舍，并帮我联系了最近的小学让我小孩免费上学前班，让我解除了后顾之忧。此后，镇政府工作人员三天两头上门给我讲解有关反邪教知识，单位还派我培训学习法律、科学、宗教、心理学等知识，通过别人的帮助，我开始从亲身经历中反思练习“法轮功”给我一家带来的痛苦和磨难，逐渐明白是李洪志的精神控制使我和丈夫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伦理观发生了扭曲，一再违反法律、对抗政府，一再自欺欺人、有病不治，从而酿成家庭惨剧。经过几个月的学习，我终于摆脱了李洪志的精神控制，从“法轮功”的泥潭中走了出来。
“法轮功”根本治不了病，邪教杀人不用刀。遗憾的是：这个道理我明白得太晚太晚，弯路走得太长太长，付出的是两位亲人生命的代价，造成了家庭无法弥补的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