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的“法轮功”历程
我自幼随父母奔波于各地水电建设工地，因生活、医疗条件极差，一直体弱多病。上大学之后因心情郁闷而神经衰弱，使用了镇静剂、中药、保健品、磁疗、针灸、穴位注射等多种方法均无显著疗效，于是我参加了气功学习班，练习“太极十八式”，包括印度瑜伽术，但苦于没有名师指点，始终不得要领。1994年调入广元电大后改练中功，并基本说服母亲也准备练中功之际，母亲远在天津的妹妹——我的小姨开始向我们宣传“法轮功”，还给我们寄来了一套讲法录音带。我第一次听磁带时觉得非常荒唐、可笑，边听边讽刺其中的观点，但当天晚上却梦见自己小腹部有个“法轮”在旋转。后来又继续听磁带，被其中“法练人”的说法吸引：每天不需要花多少时间练功，却可以得到法的很好演练，尤其练功后有师父“法身”的保护，化学实验室的安全就不成问题了。这是我练上“法轮功”的最大诱惑。
由于练功时间早，文化程度高，动作比较标准，广元“法轮功”辅导站站长很看重我，多次要求我担任辅导员参加辅导站工作，但因为工作很忙，我婉言谢绝了，只是抽空去纠正学员动作，并在弘法时站队列前起一个带操员的作用。后来，根据弘法的需要，我也向周围的人介绍“法轮功”，许多人看了书或听了磁带都不相信，把资料退给了我，也有人练了一段时间，看到形势不对就不练了。
1999年7月22日国家宣布取缔“法轮功”，我收看了电视节目，对国家采取如此之大的声势感到震惊。当时，我对电视上揭露的“法轮功”种种“罪行”感到陌生和不解，这没有影响我对“法轮大法”的信仰，晚上照常在家练功。广元站“法轮功”负责人找我集体学“法”，我也参加，给我李洪志的“经文”，我也看。我从不否认自己练“法轮功”，而且公开告诉我周围的一些人我所看到的“真相资料”。人大会议召开前夕，负责人说要给人大代表寄信，叫我签名，我毫不犹豫就签了。2000年5、6月份，因与负责人的想法不同，我同她们脱离了关系。但时不时有人来探听我的口气，要求我加入集体练功，甚至还胁迫我，我都设法回绝了。
2004年10月，我被送去学习教育，在绝饮绝食两天观察后，尤其帮教干部没有采取什么强硬的态度要我接受什么观点，而是反复告诉我：“如果你能说服我，我就跟你走，如果我说服了你，你就跟我走”让我很信服。我花了许多时间写经历，写完之后，我的怨愤消失了许多。看了很多东西，面对大量详实的资料、学员的亲身经历，并回想过去看到的“明慧网”上直接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资料及产生的怀疑：“法正人间”的时间被一拖再拖，“最后一次的圆满机会”不断出现，可考验咋成了无限期的等待。“法轮功”参与政治？我开始认真思考有关“法轮功”的多种问题，我想，如果“法轮功”已经完全演变成了与中国政府相对抗的政治势力，如果再甘愿作无谓的牺牲，再不接受教育转化那是很愚蠢的。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对过去一向反感的揭批“法轮功”的资料也看得进去、听得进去了。越看资料我越感到受到法轮功的欺骗，更不愿在欺骗的情况下被人利用；我不愿参与政治，更不愿意参与反党反政府的政治。因此，我坚决与“法轮功”划清了界线!
二、我对李洪志及“法轮功”的几点思考
1、是在“消业”还是在生病？
了解气功的人都知道，气功具有“调心、调息、调身”功能，所以练气功可以治病强身。“法轮功”也声称“可以治病”，却别出心裁称“疾病都是由业力造成的，要想彻底把病治好，就必须不断消业”、“练功后发生病态反应其实是消业，它与生病的状态是有区别的，一般人难以区分”。我就疑惑了：(一)什么是业？佛教将“业”分为三种：善业、恶业，既非善也非恶的业。按照佛教对业的解释，“法轮功”说的“业”显然是恶业，“消业”的说法显然不恰当！(二)一般的气功都有治病的效果，然而“法轮功”这样一个“高深大法”却使众多修炼者长期处于“消业”的病态反应中，有病不治，拒医拒药，不但长期遭受病痛折磨，而且延误了病情，致使部分练功者致残、死亡，“法轮功”的高深体现在哪里？这是不是“法轮功”给功效不佳找了个巧妙而充分的借口？
2、是造的神还是真神？
在“法轮功”有关介绍中，李洪志自幼就与“佛家全觉大师”学法，8岁圆满，12岁由“道家八级真人传功”，1972年由“真道子”传功，1974年由佛家师父传授修炼大法。在讲法时，李洪志特别强调每位师父教他时都修炼“圆满”。但是，我们都忽视了一个问题：每个修炼“法轮功”的“真修弟子”在修炼圆满时，是要去极高层次的天国世界的，并且具有一切神通。而李洪志圆满了多次，却还在地球上、常人中，却还需要借助现代科学的产物：汽车、飞机、互联网、音响设备……来组建“法轮功”组织，向信徒发号施令？为了让我们相信他是佛，他去公安局修改户口薄，留下了明显的更改记录，为什么不用自己的神通将户口薄、档案、身份证修改得天衣无缝呢？留下这么大的漏洞不能自圆其说，以致今天受到这么多的攻击。李洪志说宇宙完全在他的掌控之中，是至高无上的神。既然有如此之高的层次，如此之大的法力，为何还要去呼吁各国政府声援“法轮功”？为何还用上层次、修圆满作诱饵让弟子们冒生命危险去散发传单？为何还要依赖反华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来壮大自己的声势？为何不用自己的神通改变这一切呢？
3、是“真、善、忍”还是“假、丑、恶”？
“4·25”事件发生后，李洪志说：“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要达到一个圆满的境界，那么大家想一想，对你没有真正的考验，那能算数吗？大家想想，又是那么多的人，采取什么形式呢？一个人一个人去考验还不如来这么一下子……”(1999年5月1日《悉尼讲法》)。他又说：“北京发生事的时候，我正在美国赶往澳洲的路上，因我来澳洲先到布里斯班，那里有我们的学员，完全知道这件事情是在布里斯班”(1999年5月2日在悉尼接见中文记者时的谈话)。他还说：“关于学员去北京中南海反映情况一事，我当时是去澳洲的路上，在北京转机，也根本不知道北京出了什么事就离开了……”(1999午7月22日《我的一点声明》)。这三次讲话从为了考验弟子“来这么一下子”到“我没在北京”到“我在北京但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互相矛盾，这符合“真”的标准吗？既然“法轮大法”是至高无上的宇宙根本大法，李洪志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向全世界宣布：“为了考验大法弟子，这一切都是我安排好了的呢”，何必这样遮遮掩掩的！李洪志以“上层次、圆满”等为诱饵，一次又一次鼓动大法弟子走出去正法，许多人为此抛弃家人，放弃工作，搞串联、发传单、跑北京甚至到天安门广场去拉横幅喊口号，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使原本遵纪守法的公民变成了危害社会治安的违法犯罪分子。这难道可以说是善吗？李洪志衡量好人坏人的标准完全是看你对大法的态度，无论以前你干过什么坏事，只要不反对不破坏大法，就不会被淘汰，被毁灭，然而一个正直善良的人无论有多好，只要对大法有偏见，就面临被销毁的危险。这是标准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处世之道，这可以说是“善”吗？既然是“道魔同传，同在一世，真真假假重在悟”，为什么不允许别人发表不同意见呢？如果你脱离了“法轮功”，如果你没有走出去正法，同样会受到恶意诽谤和恐吓，声称“魔要取你的命，神也要杀了你”，这符合“善”的标准还是“忍”的标准？对于所有不认同大法的人无论好坏都要铲除，这其实是在排除异己，可以看作是大法、大师本人的自私行为。
4、是“最后一次”无限多还是有意欺骗？
也许很多修炼者认为，参与了围攻事件尤其是“4·25”事件的弟子就算经历了考验，就可以走向圆满了，更有许多去过北京，到了天安门，发了传单，喊了口号，打了横幅，为大法付出很多，多次被捕入狱的人已接近圆满了。早在2000年，李洪志就发表了《走向圆满》、《去掉最后的执着》等经文，似乎都表明“法正人间”的时刻就要到了。然而，一年又一年过去了，最后一次机会不断出现，“法正人间”的时间被一拖再拖，等待“圆满”的人好像被判了“无期徒刑”，等待着、盼望着，一次又一次希望破灭了。在这漫长的等待中，许多人觉醒了，与“法轮功”决裂了，但还有许多人仍执迷不悟，还在充当反华势力的工具和炮灰。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啊！我以为，人生中最大的悲哀莫过于被“欺骗”，然长期受骗而不觉醒，仍执迷不悟更是悲不可言！
在“法轮功”修炼热潮中，不乏博士、教授与高级知识分子，我们之所以能够听信一个初中毕生盗用科学名词，滥用宗教、气功术语胡编乱造的歪理邪说，这与一度在我国盛行的伪科学、伪气功密不可分，作为个人，我们对于伪科学、伪气功、邪教的识别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我们需要国家有关部门把好这一关，以免造成如此严重的社会危害。作为曾经修炼“法轮功”的人，由于知识局限，病痛缠身，再加上“法轮功”报喜不报忧，压制不同意见，使我们难以识别真伪，难以了解真相，从而充当了反华势力的牺牲品，这是很可悲的。如果每个人都客观一点、实际一点，不传信没有亲见的、没有证实的事，不为了上层次而说谎，不为了个人目的而影响国家安定、危害大局，也就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我希望过去如我一样的、至今还沉迷“法轮功”被骗的人能够尽快觉醒，早日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