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发财”，我在“法轮功”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我住的村子是一个比较大的村落，有百多户人家，多为黄姓和林姓，相对来说我只是外姓人家，因此，平时交往的人并不是很多，显得较为孤独，只与林世良(后来成为法轮功辅导站的站长)一家，因为是邻居，平时相处较好。
1998年2月份，林世良的姑姑林秀辉(练功人员，当时住在广州)来到林世良家，对林世良和我说：“你俩个只晓得在家里做事，一年到头忙死累活的，什么出息也没有。你看你俩，才40多岁，就一个个像老头子。”我说：“没有办法，我们没有你命好。”“没有我命好？我原来不也和你们一样，做什么都不顺，现在就不同了。”林秀辉得意地说，接着又神秘兮兮地问：“你俩个想不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因为林秀辉在外面闯荡多年，每次回家都显得比较阔绰，听说是在外面发了大财，我一直对她很羡慕和佩服。听林秀辉这么一问，我就赶忙说：“想呀，怎么不想？你有办法？”“我们是亲戚，我才告诉你们呢，要想有好命，过好日子，就得学‘法轮大法’。”“信不信随你们自己。”林秀辉一副关切的样子对我们讲。看我们两个一副不开窍的样子，她又进一步点醒说道：“‘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是修‘真善忍’，学后可以让人变好人，身体健康，变年轻，圆满后还可以成仙成佛，那时候要什么有什么。”“你们看我，不是越来越年轻了……”就这样，在对林秀辉描绘的“法轮大法”神奇魅力的羡慕下，我走上了修炼“法轮功”的路途，捧着《转法轮》朝诵晚颂，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发大财”，能“成仙成佛”。不久，我和林世良一起，又把我父亲、妻子和同村的其他一些人员带上了修炼之路。林秀辉从电话中知道我们如此“精进”，相当高兴，就让我们成立一个练功辅导站，让我和林世良分别当副站长和站长，练功点就设在林世良家里。此后，林秀辉经常给我们寄来李洪志的经文、图片、还有书籍，让我和林世良组织其他练功人员一起学习。
——为“消业”，我父亲丧了命
我父亲患有肺气肿病，每次发作时都感觉相当痛苦和难受，但由于治疗及时，每次都能化险为夷。我练上“法轮功”后，从《转法轮》上和李洪志的经文上知道了“业力”说，知道了人有病是因为体内有“黑色”物质，打针、吃药只是把“业”压在体内，只会越压越多，越压越强，病是治不好的。要身体好，就得修炼“法轮大法”。对此，我如获至宝。1998年4月的一天吃早饭时，我和我妻子对我父亲说：“老子呀，难怪你的病一直治不好，是你体内有‘业’呢，以后，你不要再吃药了，你跟我练‘法轮功’，不花一分钱，保你身体健健康康。”“有这样的好事呀，只是不晓得灵不灵？”父亲问我。我妻子接口说：“哪能不灵，只要心诚，就一定灵，你看这书上都写着呢，还有这里就讲一个人的病练‘法轮功’就好了。”妻子一边翻着“法轮功”资料，一边对父亲说。“又不花钱，又得病好，好得很呢，我就跟你练，就是怕不会练。”父亲高兴地说。为了表示我们的决心，当天，我就和妻子一起把从医院带回的给父亲治病的药全部丢进了垃圾堆。从此，我父亲不再吃药，只是跟我一起每天风雨无阻地学法、练功。有段时间，我父亲真的感觉轻松了许多，我和父亲都很高兴，认为“功能”在他身上得到了验证，于是对修得“身强体健”、“消业”有了执著的追求与渴望，相信只要坚定就可以“祛病”、“圆满”。
2001年11月，父亲的病再次了发作，由于那时我正在劳教所，父亲由我兄弟照料。我兄弟要送我父亲进医院，我父亲死活不同意。说：“师父说了，生病是在‘消业’，不能打针、吃药。这是师父在考验我，我不会去医院的。”
熬了几天后，我父亲身体越来越差了，我兄弟没办法，只好偷偷地去医院买了些药，磨成粉末，拌在水里骗我父亲喝水。我父亲才喝了一口，就尝出了药味，他艰难地爬起来，打好盘坐，嘴里念叨着说：“师父呀，我不是故意要吃药，是他们骗我的呀。”
第二天早晨，我兄弟再去看我父亲，我父亲又静静地盘坐在那里，我兄弟上前一摸，人已经没气了。
——为“弘法”，我毁了女儿的大学梦
我有三个小孩。在练功之前，在孩子的眼中，我是个能干又慈祥的父亲。我很爱我的孩子，尽心地关心她们，呵护她们，我把她们看作我一生的希望，特别希望她们能考上大学。我的三个孩子也很乖巧，相当听话，学习很刻苦，特别是大女儿，成绩很好，老师都说她一定能考上一所好大学。
可是，自从练上“法轮功”后，我变了，我的心思不再放在孩子们的身上，我只想“上层次”、不断“精进”、早日“圆满”、早日“成佛成仙”，过快乐日子。为此，我和妻子早晚在家不停地勤修苦练，慢慢的，不再满足于在家修炼，开始外出，四处“弘法”、“护法”。
2000年12月，我和妻子抛家舍子，为“护法”，进京讲真相，结果我被处以劳动教养，妻子被刑拘。这期间，正读高一的大女儿给我们写信，她在信中说：“爸爸、妈妈，你们认错吧，快回来，我和爷爷、弟弟、妹妹需要你们呀！”可是，我和妻子害怕“一掉到底”，怕自己的“修炼”付诸东流。我们牢记着师父“要‘放下’一切‘名利情’，承受许多痛苦，才能‘圆满’”的教条，对女儿的呼唤置之不理，只是对带信来的人说:“‘法轮大法’是世界上最好的法，各修各得，常人是无法理解的，别人的事我也管不了。”
由于我和妻子抛家不管，家里变得一团糟，没有办法，大女儿只好忍痛辍学，回家挑起照看弟弟妹妹的担子，而她上大学的梦想就这样破灭了。其实，破灭的也是我自己一生的希望呀！
——为“成佛”，我把家败得一贫如洗
我高中毕业，加上平时喜欢钻研，使自己拥有电器修理、果树栽培、家庭养殖多样技术，也算得上村里的能人。妻子贤惠能干，把家里里里外外整得井井有条。练功前，我家不仅种着田，还有十多亩果园，每年要养一千多只鸭子，年收入有两万多元，所以尽管父亲有病，三个孩子要上学，但也不感到费力，家里生活和和睦睦。
1998年我和妻子相继练上“法轮功”后，开始还能坚持做好生产，但后来，一些“功友”说我夫妻两人私利心太重，“学法”不认真，有违师训。林世良还说：“师父的‘经文’好多人都能背，你还是高中生，怎么背不了？你还是副站长呢。”
我和妻子想：“功友们说得对呀，我们怎么老放着那点农活放不下呀，师父不是教导我们要放下‘名利情’吗？再说，到时我们都成‘佛’了，还要这些干么呀！”
从此，我和妻子专心致至地修炼起来，果园不管了，鸭子只剩下50多只，家庭收入锐减。后来，练功的人慢慢多起来，交往多了，我们又和县城里的练功点联系上了。当时，县城一些练功的人说，为了更好地“弘法”，大家都要捐钱。开始，我和妻子也只捐几百，后来县城一个姓陈的说：“人民医院一个老太婆一次都捐出了一万多，你们老是只捐那么点，怎么学的法呀？”我们一听只好三千两千地捐，就这样，家里的一点积蓄没多久就花光了。
2000年12月，林秀辉来电话，要我们进京去护法，去讲真相。说：“这是‘上层次’的最好途径，是最后‘圆满’的机会，你的一切师父都看得清清楚楚。”我和妻子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就连夜把家里唯一可卖的资产50多只鸭子和摩托车、电视机都卖了，没与家里的任何人打招呼，就往北京赶。
就这样，我父亲死了，孩子辍学了，发财没希望了，家里的钱也花光了。如果没有众乡邻的热心帮助，不是后来能醒悟过来，只怕现在我的命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