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专毕业后，我在一家广告公司找到了工作，之后经人介绍认识了前夫。前夫是公务员，我们结婚后小日子过得挺美满。1997年底，患有慢性病的母亲习练“法轮功”后，极力向我推荐，说这个功既能“神奇”地祛病健身，又能提高心性“做好人”，有很多高级知识分子加入练功云云。出于对提升自我境界的向往，又经不住母亲的反复游说，我抱着试一下也无妨的心理参加了练功。没想到一陷进去就出不来了，因为李洪志给我们这些练习者画了很多的“馅饼”，让我们认为只有练习“法轮功”才能超凡脱俗，找到“净土”。为了挤出时间多练功、多和功友交流，渐渐地我的工作懒散了，家务活不愿干了，家里每天都乱糟糟的。
前夫一开始坚决就反对我练功，还认真和我分析说，我这个人性格单纯，知识面窄，容易受骗上当或走极端。但那时我以“修炼人”自居，自大心理日益膨胀，不肯参加练功的老公也被我认为是“常人”，“常人”说的话我怎么听得进去？我们从争论变成争吵，到后来经常摔盆摔碗大动干戈，夫妻间的隔阂越来越深。
1999年政府依法取缔了“法轮功”。此时，李洪志的经文接二连三发表，都是威逼利诱练习者走出去“讲真相”的，我便认为“师父”考验“大法弟子”的时刻到了，就打点行李准备去北京“护法”。前夫先是苦苦劝我，看到我态度坚决，无奈中又专门向单位请了长假，每天陪着我，还把我的行李和家中的钱都藏起来。但这时的我满脑子都是“上层次”、“护法”，那里还顾得上什么家庭、工作。2000年的一天，我乘丈夫不注意溜出来，借了朋友一点钱就去了北京天安门“护法”。
从北京回来后，痛心疾首的前夫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和我作了一次长谈，甚至还动员了公公婆婆来开导我，劝我迷途知返，好好过日子。然而处于痴迷状态的我早已“放下名利情”，对亲人的苦心规劝置若罔闻。2001年元旦，我又同几名功友一起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拉横幅、喊口号。由于我一意孤行，忍无可忍的前夫终于提出了离婚，我的第一次婚姻就此画上句号。
婚姻失败给了我很大的震动，促使我回想以往的行为对自己和家庭的危害，就此产生了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想法，便暂时放下了练功，又找了一份产品推销工作。2003年，我幸运地结识了现在的丈夫，丈夫是做医疗用品生意的，收入丰厚，为人稳重，对我关心体贴，结婚前我向他保证绝不再练“法轮功”，生活似乎重新走上正轨。但由于受“法轮功”影响太深，婚后我仍然常常担心遭“报应”，心理负担很重。母亲和其他“功友”便乘虚而入，常常在我耳边“弘法”，劝我不要失去“圆满”的最后机会，又时常拿些资料给我看。渐渐地，我的决心动摇了，先是利用自已的电脑技术，帮助她们做了许多“护身符”等宣传品，后来又走上了练功的老路，与“功友”一起到处派发“法轮功”资料。对工作却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后来干脆就不上班了。
看到我经常做违法的事情，丈夫天天为我提心吊胆。为了让我回心转意，他甚至放下生意不做，陪在我身边希望能说服我放弃练功。但我却认为丈夫是在阻碍我“上层次”，对他口吐怨言，结婚前早就商量好的生儿育女计划也搁在一边。看到家不成家，长期备受煎熬的丈夫终于在2008年提出了离婚，我的婚姻又一次亮起了红灯，而我却认为这一切都是师父安排好的“考验”，反而变本加厉地外出派发“法轮功”宣传品。2008年4月，正准备办理离婚手续时，我的违法行为被发现，被公安部门依法拘留15天。为了挽救我，家人随后把我送入了心理矫治中心。
幸运的是，我在心理矫治中心学到了大量的法律、宗教、科学、心理等方面的知识，了解到“法轮功”既不能治病健身、更不可能使人提高心性的真相，开始认真反思自己过去12年的所作所为，对受到我伤害的亲人产生了深深的内疚。2008年底，我彻底认清了李洪志祸国殃民的真面目，从“法轮功”邪教的泥潭中解脱出来。让我感动的是，丈夫看到我真心转化，愿意再次接纳我，和我一起重建一个平凡却温馨的家，很快我就如愿以偿怀上了宝宝。如今我正在快乐而焦急地等待孩子的出世，我决心要为宝宝提供一个和睦幸福的家庭，等孩子长大成人后，对他（她）教育中必不可少的一课就是：邪教害人。
编后：本文脱稿于7月初。7月11日，万丽华在广州市番禺区大石医院顺利产下一女婴，重7斤2两，母女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