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99年3月的一个星期六晚上，我与朋友们一起到歌厅唱歌，结识了原成都市锦江区“法轮功”辅导站站长易某，他看出了我的郁闷心情，便兴致勃勃地跟我介绍起他如何从一个初中都未结业的混混，当上“法轮功”辅导站站长的经历。最后，许诺我只要表现好，练功积极，发展会员多，就能当上法轮功辅导站的副站长，使我加入了“法轮功”。
之后的我，便如同千万受骗的、无知的人们一样，激动的同“教友”交谈，交流，购买书籍、光盘，每天与教友一起学习修炼“转法轮”，宣传大师的理念，努力发展下线，花钱购买大师的照片在家里私室供奉，幻想着当上副站长、站长、护卫的神奇画面。
此时此刻，虽然狂热的沉迷其中，可却丝毫没有觉察，反而天真、如痴如醉地认为：“这样是对大师的崇敬，效忠，感觉自己的生活好充实，好像一切也与其它朋友一样，有了奔头和想头”。
然而，不幸的事也随着“练功”向我慢慢袭来。
在每天晚上的聚会上，我照常和几十位练功者一起挤在不大的房间里诵读经文、交流“心得体会”，为了能腾出时间修炼，功友们吃住在一起。
就这样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白天工作，晚上练功，虽然有时也感到身体吃不消，但想到能早点做出成绩，当上副站长，就坚定了持续练功的信心。
半年过后的1999年9月8日早上，我出现了干呕，无力，头晕、腹胀的反应，身体虚弱到极点，摊在床上，怎么也起不了床。母亲看着我平时上班时间的到来，焦急地打开我的房门并责怪地说：“这孩子怎么搞的，都这么晚了，还不起床”，边说边走近了我的床沿，看到我脸色蜡黄，说话有气无力，急忙叫上父亲将我送到就近的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经过抽血、化验、查出我得的是乙型肝炎，又由于身体透支，消耗过大，已十分严重。医生告诉我的家人，这是传染病，必须住院治疗。无力的我，没有继续关注父母与医生的对话，昏昏沉沉就睡着了。
醒来已是中午，母亲焦急的守在床边安慰我，说医生能治好我的病，同时跟我讲：“我们家族是没有这个病史，你是怎么传染上这病的。”我沉思着、回忆着这些日子，突然意识到：“应该是这段时间与众多功友挤在狭小的房间里一起‘练功’吃饭传染上的”，但我没有正面回答，因为修炼“法轮功”是政府不充许的，也是背着父母偷着练的。反而说：“我没有生病，我要回家，我不住医院，我不断地嗷嗷大叫。”父母有些慌了，以为我知道病情，压力太大，还是苦口婆心地安慰我，给我减压。可是我想到能当上副站长的诱惑，也想到李洪志大师说的：只要“执着修炼‘法轮功’是可以包治百病的”，坚持说没病，就是不住在医院。还对医生大声说道：“我没有生病，治什么病，你们这些医生，总是喜欢医治没有得病的人，以显示自己医术的高明，不说我没病，就算有病，我也不会在医院医治，而回家自己治病就行了。”医生、护士看着我语无伦次，也怕影响旁边的病人，都过来劝阻，我才稍显平静起来。
父母本是个体小商户，长年起早摸黑忙于生计，并不了解“法轮功”、知晓“法轮功”、也不知道我在修炼“法轮功”，认为我的行为只是发烧严重。于是跟医生商量说：“小孩心情不稳定，住院也不利于治疗，可以先行回家隔离静养，吃药，等心情好了就及时送进医院。”
回到家的我，根本不管父母、亲友的劝告，既不吃药，也不接受治疗，而是跺在自己的房间里，不断地与其它功友联系。易站长告诉我：“这是李洪志老师对你的考验，你根本没病，千万不要去什么医院接受治疗，你要充分相信‘法轮功’坚信‘法轮大法’，用‘法轮功’的意念来平复你心中的杂念，只要通过了这次考验，你就能当上副站长了。”
我梦梦寐以求的东西好像就在眼前，于是，我下定决心，要潜心修炼“法轮功”，一定要经受住人生必经的考验和家人的劝阻。我拿定主意：“决不妥协、决不看病，决不住院、决不医治”。
此时的家人，这时才发现我在偷偷修炼“法轮功”，并已走火入魔。年迈的父亲想到原本充满活力的儿子竟然迷上了这样的东西，怒不可遏，气愤地将站长几次卖给我的书和光碟全都烧了。
然而父母的气愤、亲人的指责未能扭过已经痴迷的我。面对父母的责备，我非常气愤，感到只有“法轮功”才理解我、支持我、需求我。我想：“一定要为‘法轮功组织’做点有意义的大事。
于是，趁父母不在家的时候，跌跌撞撞的跑到单位，要将这普世的“法轮功”真理传达给更多的人，见人就讲“法轮功”的好。工厂的领导和昔日的工友们，看到眼黑脸黄的我，以及疯疯癫癫的行动，除了疑惑不解之外，及时联系我的家人，将我接送回家。
我的病情越来越重，腹部已经膨胀到不能下床了。之后，父母再次强行把我送进了医院，接受治疗。住院期间，单位的领导和同事多次看我，并与我的家人恳谈，一起做我的思想工作。可是我仍是什么也听不进去，还是偷偷地与功友电话交流，幻想着当上副站长、站长的春秋大梦，到处打听“法轮功”的情况，不几天就又偷偷出了医院。
一回到家里，我赶紧从明慧网上下载并复印相关内容，到处散发，宣传“法轮功”，还不时诋毁国家、诋毁政府。1999年12月24日下午，母亲突然把我叫到客厅的沙发上，要我陪她一起收看电视节目。我问什么电视节目，非要我也看。母亲说：“这是四川省反邪教协会编录的‘法轮功’组织是如何对习练者洗脑、不让有病练功者到医院治病惨死、练功者自焚的专题教育片。”
看着电视，我有些不可置信，电视上正在揭露我们“法轮功”的事。面对自焚、病死的残酷画面，我有些不能接受，关掉电视，不信“法轮功”是这样的。可是，母亲紧握着我的手，再次打开了电视，要我坚持看完。
看到我极不耐烦的样子，母亲用“法轮功”的真言告诉我说：“儿子，你不是说，‘法轮功’讲的就是‘真、善、忍’吗？你连陪着母亲看完这个电视节目都忍受不了吗？”望着母亲十分憔悴的脸及腮边的泪水，我停止了思考，不再狡辩，继续看着电视机上的骇人画面。一幕幕有病不医、惨死的镜头映入我的眼帘，我什么也不敢想、什么也不敢谈，陪母亲静静看了整整二个小时。
晚上，我思潮起伏，不能入眠，我如此热情投入的信仰竟是这样吗？我不能接受，我想可能是误会，可能是阴谋，可能是大家都误解了。我似乎又看到了一丝机会，第二天上午，我激动的跟母亲说：“妈，那是错的。那是政府的宣传，全是错的，‘法轮功’不是这样的，我跟你讲……”，母亲含着眼泪，这次再也没有顺着我，没等我说完就大声地叫着我的名字。
瞬间，我被母亲的声音震住了，被母亲的泪水震住了，被母亲苦苦哀求震住了，呆呆地看着母亲，母亲依然是那么慈祥、那么坚定，牵着我走进了小区居委会。
在亲人、工厂领导、工友们的帮助下，我知道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东西以及全国发生的各类“法轮功”扰乱社会治安事件。在温情暖暖的恳谈中，拨开了我前方的迷雾，瓦解了我对“法轮功”的执着，看清了真正的世界。尤其是工厂领导跟我讲：“一个人有点过失没关系，只要能及时回头就仍是一个有志青年，国家不会放弃你，工厂不会离开你，社会也不会抛弃你。”看到我露出了丝丝微笑，母亲深情的坐在我身旁，欣慰的抱住我的肩说：“儿子，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后来，在反邪教志愿者的帮助下，我逐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表示与法轮功彻底决裂。于是，我振作精神到医院接受了正规的治疗，三个月后我的病就被彻底治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