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我和丈夫一起从家乡江苏盐城来到上海打工，丈夫靠一手木工的好手艺挣钱，我也在一上海人家做起了保姆工作。我俩虽挣钱不多，但夫妻感情很好，恩爱有加，生活过得很踏实。然而，自从接触到法轮功后，这一切的美好都被打碎了。
记得那是1998年的中秋节后一天，我买菜经过上海闵行区龙华庙时，经常看见一大群人聚集在一起听说是在练什么功，出于好奇我就在边上看看，时间长了，就和他们聊了起来，一位练功人告诉我，他们习练的叫法轮功，说此功能强身健体，祛病消灾，只要天天坚持修炼，生病也无需打针吃药，只需练功“消业”。为了加强我的“悟性”，他们还送给我一本李洪志的《转法轮》。
回到家后，我和丈夫一起细读了这本《转法轮》，书中李洪志宣讲的“真善忍”、“消业”论让我们激动不已。他描述的“社会的整体道德在一日千里地下滑”、“人的前世都是罪身”、练功人的目的就是通过“消业赎身”、以“真善忍”为修身标准的理论，使我们深信不疑；而他所宣扬的“白日飞升”，能将练功者带入“满是金子的天堂世界”更是让我们向往不已。
自此，我们被李洪志这个美丽的谎言所深深迷惑，便主动加入法轮功的习练队伍，开始虔诚的练功了。尤其是我的丈夫，成天抱着《转法轮》读，还早起晚睡地盘腿打坐、学法，对此痴迷不已。渐渐地我发现，丈夫在练习一段时间后，“功力”不但没有“精进”，反而出现神志不清的状态，似乎变了一个人，就是家人叫他吃饭，他也不许打断，说他正在“发正念”，等待师父帮他“开天目”、装“法轮”。丈夫还认为我“精进不深”，“动力不足”，和他不在一个“层次”，他的腹中有“法轮”在转，他要放下“名、利、情”。后来他干脆连工也不做了，整天将自己关住屋子里口中念着“师父带我进天堂”。为了去掉“执著”，放下“名、利、情”的丈夫从此变得六亲不认，好几次不是在房间里大喊大叫，就是说他要除魔。无奈之下，在亲友的规劝下我只得将他送进了精神病院进行治疗。
离开了丈夫的我一下子失去了生活的重心，受此打击后，我对法轮功也没有了兴趣，打算不再练下去了。
到了2001年，过去的功友找到我，劝我继续练法轮功。我对他们说，我丈夫因为练法轮功，练进了精神病院，我不想练了。功友却说，“性命双修”重在“提高心性”，你丈夫没能长期坚持，那是因为他功力不够，心不诚，层次低，所以才不能“圆满”。她还说要想“得道圆满”，就必须去掉最后的执着心，才能“上层次”，否则，连丈夫的功力也会“形神俱灭”，无论在今世还是来世都不能“超生”、“圆满”。
过了一段时间，功友们又给我带来了李洪志的“新经文”，他们说师父号召弟子不但要练功，还要“走出来”“讲真相”，要参加“弘法”。
所谓“弘法”就是她们将法轮功的印刷品、宣传单让我在社会上进行广泛散发，以得到更多的“圆满”。
为了早日“圆满”，我听信了功友们的话，我又成为了“弘法”的积极宣传者，到处散发法轮功的反动宣传品。
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为了“弘法”，在2003年“五一”节下午，我从上海乘车回到盐城老家，当时已天晚，我便从晚上10点开始走街串巷张贴法轮功宣传品，一直贴到第二天凌晨2点左右，由于怕遭到家人的驳斥，我连家都不敢回，只得在路边坐了半夜，等到天亮时才乘车回到上海。
更为让我痛心的是，为了帮丈夫“消业”，早日“得道”，我将10岁的女儿也拉进了法轮功的泥潭，我常对她说：“一人修炼，全家受益，为了爸爸早日得道，你和妈妈一起练功吧”。现在想来真是痛悔，当时鬼迷心窍的我，受法轮功的毒害差点断送了女儿美好的人生。自此，从2001年至2004年，我们母女俩不仅一起练功，还一起散发法轮功传单。我利用去菜场买菜的机会，在去菜场来回的路上以及四周散发法轮功光盘，还经常叫我女儿在上学经过的地方散发，就这样，在我的“言传身教”下，我10岁的女儿丢下了课本，放弃了美好的学习时光成了我练功的“功友”和散发非法传单的“同谋”。
2004年的清明节，是我一生中最不光彩最难忘记的一天。那天，我因非法散发法轮功光盘，张贴法轮功宣传品，并在住处私藏大量法轮功宣传品、法轮功书籍被群众举报，在上海被警方刑事拘留。
从拘留所出来后，我回到苏北老家，为使我早日认清邪教本质，当地政府送我到了法制教育学习班。开始时，我思想有抵触情绪，不说话、不吃饭，还悄悄打坐练功，期待李洪志的“法身”保护。对此，学习班的老师并没有放弃我，他们请来了曾修炼过法轮功的朱老师和黄老师现身说法，帮我剖析法轮功的邪恶本质，还通过我丈夫因修炼法轮功进精神病院及给女儿幼小心灵造成伤害的活生生事实促我猛醒。更为让我感动的是，当地政府还到上海将我的女儿接回苏北老家，并主动为我女儿安排转学，免除学杂费。接着，他们又将我丈夫从上海精神病院送进市精神病院治疗，全部减免了医药费。
回想过去，我从“真善忍”、“做好人”的愿望出发和丈夫同练法轮功，没想到丈夫被“练”进了精神病院，我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还差点害了心爱的女儿，这一切，全是法轮功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