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5月，我到山东青岛旅游，并探望在青岛的妹妹。在妹妹家里我看到了一本名为《转法轮》的书和一些“小册子”，她告诉我这是修炼的书，并向我介绍修炼法轮功可以“祛病健身”，可以成佛。好奇心诱使我反复的阅读这本书，并被法轮功拉下了水。
慢慢地我接受了李洪志的一些观点，如我们是不同于“常人”的修炼人，“常人就是为情而活着”，“你和常人去争去斗，你就是常人”。我和丈夫长年分居，再加上年龄愈来愈大，心理和身体上都感到不舒服，原本就清高的我，越来越不愿与人接触，看谁都不顺眼。练功以后我与丈夫更没话说了，夫妻关系更加紧张；儿女来不来看我也无所谓，完全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国家宣布取缔法轮功，我仍然躲在家偷偷地练。
2006年后，法轮功邪说已经充斥了我的大脑。远在青岛的妹妹辛桂菊经常给我寄一些法轮功宣传品，如“苏家屯集中营”、“退党保平安”之类的。在法轮功的蛊惑下，我决定“弘法”。妹妹帮我刻了“天灭中共”、“法轮大法好”的印章并从青岛邮寄来，我先后于2007年、2008年春节期间在徐州市云龙湖、故黄河两岸的水泥护栏上盖印。我还自制了大量“天灭中共”、“法轮大法好”的不干胶纸片，走哪贴哪。由于最初几次没被发现，我的胆子越来越大，我盖印、张贴、散发的范围也越来越大了。直到2009年2月20日，当我来到泉山区西苑小区再次作案时被当场抓获，这才终止了噩梦般的生活。
冷静下来，我感到自己被法轮功利用了。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从医几十年，对人的生老病死有着严肃的客观认知，对人的精神系统有着严谨的科学态度。为什么我会被法轮功俘虏，究其原因：
一是法轮功的心理暗示作用。李洪志在《转法轮》283页中说：“老年人特别是老年妇女没有执着心，容易出功，容易保持。”由于退休以后无所事事，退休前在单位我是全院搞超声波的权威，走哪儿都被高看一眼。退休后，我的位置被年轻的大学生取代，我感到已经“过时了”，心理上落差很大，低落的情绪一直伴着我，深感无力又无助。李洪志的这一段话让我欣喜若狂，我终于感到有人理解我了，帮我重新找回了自我，今后的任务就是去掉执着，就能快出功，得圆满。
殊不知法轮功就利用了我这一点，让我陷入到自我陶醉中不能自拔。退休后我应该正视现实，正确处理生活和工作中的变动所带来的心理和生理的不适。用积极的态度投入新的生活，而不是自怨自艾的听信法轮功歪理邪说的摆布和别有用心的心理暗示。
二是法轮功的信息置换作用。李洪志说：要反复、不断、经常地看书（转法轮），经常学习经文，出现问题“向内找”。大法弟子“走出去”、“讲真相”是在“利用常人的形式在证实法。”
稍有一点医学知识的人都知道，心理学家巴浦洛夫著名的刺激理论。法轮功就是利用了这简单的心理学知识，用一些神秘学、一知半解的科学名词和含糊其辞的诡辩术，诱骗着学员们反复读书、学习经文，使其精神理念反复的作用于我们的大脑皮层，在法轮功邪教理论的反复作用下，抑制了其他脑细胞的活动，降低了识别能力，削弱了那些识别真伪的神经元，以达到完全置换大脑中其他信息的目的，让学员完全陷入法轮功的怪圈，遇事只能按照法轮功的理论去思考、去行动，就是做了违法乱纪、杀人放火的事也全然不知。
三是法轮功的威胁恐吓作用。我从医几十年，又当过兵。对法轮功的说教也曾有过质疑，每当此时，总有法轮功的另一种声音自我反驳，只是我更加迷惑。“命中有时终需有，命中无时莫强求”的宿命论时常冲击着我的神经，尤其是法轮功宣传的“现在这个人类真是十恶俱全，人如果再滑下去就面临着毁灭，彻底的毁灭，那叫：形神全灭!”（《悉尼讲法)》）“告诉大家，中国大陆上所有发生的一切天灾人祸，已经是针对那里众生对大法犯下罪恶的警告。”（《大法坚不可摧》）“要没有师父保护，那就一下得死掉。”
我不甘心被“淘汰”，就出去偷偷摸摸地搞法轮功宣传画的，并荒唐地认为那是“救人”。
今年4月2日明慧网《大陆者消息栏目》把我作为“受迫害”典型，借机攻击中国政府。这完全违背我的意愿！我突然感到我被出卖了，被利用了，我做了他的政治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