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2月，我经人介绍开始练习法轮功，丈夫姚学良老实善良，什么事都听我的，他在我的影响下也加入到了练功行列。由于我是高中毕业，在农村妇女中，也算是一个有知识的人，加上我能说会道，每次集体交流发言我都能谈出不同的体会，于是，我被大家公认为是学法、练功的能人，并被推举为夹山片区的辅导员。
丈夫姚学良在我的带动下也不甘落后，我们共同憧憬着练功有成，去实现李洪志说的：“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早日进入“一切都是金的，树是金的，鸟是金的，连地都是金的”“无比美好”的“天国世界”。坚信只要“学好法”、“练好功”就会想什么有什么，最终达到“圆满”，和丈夫一起摆脱目前面朝黄土背朝天，整日吃苦受累的穷日子。
从此，我和丈夫彻底被法轮功的神奇传说、修炼理论所吸引，自以为找到了能够出人头地的良方。我们为能够修炼如此好的大法而庆幸不已。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全身心地投入到修炼“法轮大法”的队伍中。每天劳动、做家务、“学法”、练功、“弘法”，日程被安排得满满当当。就这样，天天忙忙碌碌，一方面坚持练动作，一方面接受《转法轮》中关于“真、善、忍”、“一举四得”、“业力的转化”等论述的心理暗示。我和丈夫过得很充实。坚信有李洪志的“法身”保护和“一人练功，全家受益”的承诺，我们不再担心庄稼种不好；不担心老人孩子没人照顾，认为只要照着李洪志说的去做，就可解决所有问题。更吸引我们的是，修炼还可成佛成道成神，从根本上脱离人间苦海，度全家到李洪志描述的“天国世界”过大自在的日子，到那时就可以想要什么有什么，想吃什么，伸手即来。我们被法轮功彻底洗了脑。
在以后的日子里，修炼“法轮功”就成了我们生命中的头等大事，家中的一切为此让步。渐渐地，我和丈夫开始与外界的交往越来越少，田里农活也开始懈怠耕作，对老人、孩子也不管不问，加上受李洪志贬损人类道德说教的影响，不屑与自认为“品味低下的常人”深交，不和邻居往来，连自家的亲戚也不再走动，慢慢疏远了社会，变得离群索居。我们在邻居的眼里已经变成了一对怪人，而当时的我们却浑然不知。
1999年7月22日，国家取缔“法轮功”非法组织后，我和丈夫内心很失落，总认为我们是在修“真、善、忍”做好人，国家不让我们继续修炼无疑是断了我们升天的路，精神世界一下子变的无比空虚，几年来热衷的修炼之路突然受阻而此时又不能找到一条可靠的路走，我和丈夫陷入了迷茫、伤感之中。几经思量，我们还是抛弃了国家政策、法律而继续选择了法轮功，深信一定是国家搞错了，还到处为法轮功鸣不平，于是我们继续学法、练功、外出会功。因为李洪志说了，“叫你不练，你就不练了，你是为他修的吗?”“怕什么，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李洪志的这些说法，更加坚定了我们修炼法轮功的决心，使我们夫妻在法轮功泥潭中也愈陷愈深。
2000年初，一些“法轮功”练习者聚到我家中，他们知道我们家是夫妻同修，因而我的家成了附近法轮功练习者的一个练功窝点，我们在一起继续偷偷练功，并一起研究如何护法。特别是当我们在网上看到李洪志《走向圆满》的经文后，被里面的“目前所发生的事是久远历史前就安排好的。顶着压力走出来证实法的弟子是伟大的”；“在全面最严厉的检验中走过来的弟子也为大法在世间确立了坚如磐石的基础与大法在人间的真实体现，同时圆满了自己最伟大的位置”所蛊惑，更加坚信了我们的修炼决心，我和丈夫毅然开始“弘法”、向世人“讲真相”。由于我是高中生，电脑技术掌握的快，我先是从网上下载所谓的“真相”资料，和其他一些练习者在当地散发，为了宣传法轮功，让广大群众对法轮功有个“重新认识”，我还自己编写和制作具有法轮功邪教内容的宣传资料，除用于散发以外，还以信件的方式向连云港各县（市）区主要领导、公安（分）局、派出所、学校、村委会等邮寄，数量多达1200多份，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直至2005年3月的一天，我和丈夫再次散发法轮功非法宣传品时被公安人员现场抓获，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当地政府为了挽救我，把我们送到了当地心理矫治中心。
在心理矫治中心老师们的帮助下，我终于认清了李洪志的圆满是虚无的。特别是回想整个修炼过程，我和丈夫和其他“法轮功”痴迷者一样，被李洪志一步步引诱教唆，从而失去理智，陷入法轮功设计的陷阱，最后不顾一切，但得到的是什么呢？圆满仍遥遥无期。
事实面前，我幡然醒悟，彻底认清了法轮功的邪教本质，彻底否定了“要什么有什么，想吃什么，想要什么，伸手即来”的懒人的“天堂”梦，相信美好的生活只能靠劳动来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