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是1997年3月的一个早晨，我到小区公园去散步，看到有一帮人在盘腿打坐，我好奇地走了过去，看到一幅图文并茂的“法轮大法”简介。我被简介上写的“法轮大法”是佛家修炼大法和义务教功不收费所吸引，并买了本《转法轮》。开始看《转法轮》时，有许多术语我并不理解，但祛病健身，“真、善、忍”，“做好人”这些词汇和书中“逢凶化吉”的故事给我印象很深。尤其看到李洪志在书中说的，只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练功人，就会得到李洪志的法身保护，使我感到自己很幸运。从此以后，我便每天早上练功，晚上学习《转法轮》，最后竟达到了痴迷的程度。
我原本有一个幸福和睦的家庭，育有一双儿女，丈夫勤劳本分，家有一辆运输车，由他跑运输，收入可观，生活算不上富有，但一家人生活得十分殷实。
1997年，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后，由于受李洪志歪理邪说的影响较深，思想上放不下，想不通，想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后来，又听说去北京的人都“圆满”了，自己心里很羡慕，又着急。想归想，真要去北京，我也犹豫了，心想，不去吧，怕失去“圆满”的机会，同修之间脸面也过不去，去吧，儿子和女儿咋办？心神不安，最后经受不住“圆满”的诱惑，还是决定带着年幼的女儿进京。七月的北京，酷暑难忍，气温高达34-38度，成人都难以忍受，更何况一个年仅两岁多的孩子。到北京后，我用女儿的身体作掩护散发“真相”资料，过着东躲西藏的生活。短短的几天，原本胖乎乎的女儿身体消瘦了许多，而且全身上下都是被蚊虫叮咬的痕迹。看到这些，我真是心如刀割，但是为了法轮功，我还是坚持着没有回家。
后来我被遣送回来，儿子知道我被拘留后，一连几天都没有吃什么饭，情绪一落千丈，一个多星期没敢进校门，学习成绩直线下降，我回到家中，他不愿正视我，连叫一声妈也没有。我的母亲又是恨，又是爱，气得她血压升到200多，住院十多天后病情才慢慢地稳定下来，她认为我这个女儿是个疯子，有神经病。然而，我对这些不以为然，还暗自高兴，心想，不管怎样，我去过北京了，算是符合“圆满”的标准了，仍在家里偷偷地学法练功。
2001年的一天，女儿感冒高烧，为了不耽误练功，我只给孩子喝了点大人用的感冒药，丈夫回来后，看到孩子已经烧得迷迷糊糊，丈夫气得说:“孩子病成这样，你竟然还在学法练功，你还是孩子的妈妈吗？”，我却满有理由地说：“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孩子不会有事的。”我们夫妻的争吵从此就再也没有断过，丈夫气的几次要跟我离婚。
在丈夫的规劝、吵闹和家庭面临破裂的严峻形势下，从2002年底至2003年4月份，我暂时搁置了练功，过了一段安生的日子，但心中还是隐隐约约地装着法轮功。
记得是2003年“五一节”前夕，我去二中集贸市场上买菜，一位老太太上前主动给我打招呼，我并不认识她，她好像对我很了解，给我说：“听说你不练了，多可惜呀！今天见到你也不是偶然的，我带有一本周刊，你拿回去看看吧，再不走出来就跟不上了。”当时，我也很想知道别的练习者的情况，就很爽快的接下了明慧周刊。看过之后，异常激动，心理忐忑不安，为停下练功而后悔，于是找到惜日“功友”赶快“补课”。“功友”告诉我说，明天我们去郑州“讲真相”，那你跟我们一块去吧。由于当时丈夫跑运输不在家，5岁多的女儿因患腮腺炎发高烧，脸部贴着膏药，我为了跟上趟，不掉队，就把女儿交给了邻居，与“功友”一起到郑州散发传单。两天回来后，女儿高烧不退，并出现剧烈头痛、恶心、呕吐等症状，给她说话，她也不吱声。丈夫回来后立即将女儿送到市第一人民医院，经检查，主治医生很绝对的给我们说：“你孩子是因发烧而引起听力损害，导致了耳聋。你们是怎么做父母的，孩子都烧成这样了才来？有什么事还有比孩子生病的事大？落下这耳聋的后遗症，后悔也来不及了！”听了医生话，当时我的心像刀割一样，自己的孩子——曾经是娇生惯养的小公主，而现在因我炼“法轮功”而变成了聋子。
铁的事实，让我进行了反思，我也开始怀疑法轮功究竟能给我带来什么益？李洪志不是说“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吗？给我家带来的“益”在哪里？难到就是让我女儿成为一个聋子？后来，社区反邪教志愿者对我进行了耐心帮教，我终于认识到了法轮功的欺骗性和危害，特别是结合我自己练功不仅没有给家庭带来什么“益”处，反而让女儿成了个聋子的事实，我坚决地与李洪志及邪教法轮功划清了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