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本性情开朗，爱说爱笑，是镇上的文艺骨干，并担任人民调解员。每年镇上组织的文艺演出都会有我活跃的身影。自己亲手组织了一支龙灯队，为全镇的群众带来了许多欢乐，1996年参加市里的比赛还得了第二名。由于自己知晓一定的法律知识，待人真诚热情，处事公道正派，每年经过我调解的大小矛盾纠纷上百起。看到许多人愁容而来，笑容而归，我心里乐滋滋的，别提多有成就感了。平时和相濡以沫20多年的丈夫相敬如宾，生活虽不富裕，倒也过得小“巴适”（好）。
1996年冬天，我被查出患有腰椎间盘突出，医生要我立即进行治疗。丈夫为我联系好了治疗点并准备开始做治疗。
一次亲友相聚时我提及此事，感叹治疗费太贵。这时，平时与我关系亲密的表弟说修炼“法轮功”可以帮人“消业”，“上层次”，强身健体达到治病的效果，并举了他身边认识人的几个例子。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我从1997年元月开始修炼“法轮功”。
一开始，我还真被“法轮功”所宣扬的“真、善、忍”和“做好人”等深深吸引，小学时候的思想品德教育课中不也是这样教我们的吗？我所从事的调解工作不也是提倡“真、善、忍”的吗？我也是在做好人、做好事呀！我自以为找到了人生的真谛、思想的共鸣和情感的寄托，找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保护神”。加上练习了一段时间后，我感觉身体确实有所好转。嘿！不用打针吃药不花钱就可以治病，多么安逸（好）的事情啊！我暗中庆幸自己没有去做治疗花冤枉钱。
从此，我便对李洪志及其“法轮功”佩服得五体投地，把李洪志视为“神明”，把“法轮功”视为世上最高的修身养性标准和强身健体的“灵丹妙药”，并希望能够通过修炼“法轮功”保佑全家幸福安康。
我不再和丈夫交流，也不和亲朋好友同事谈论，认为他们谈论的都是常人的事，而自己是“修炼”的人，“层次”应该是更高。而且认为这样就是放下“名、利、情”，舍弃“欲望”。我开始变的沉默寡言，自我封闭，工作热情锐减，只图敷衍应付了事。甚至对前来请求调解的群众私下宣传“法轮功”，鼓动他们参加练习，秘密发展了不少功友。
由于拒绝进行治疗，我的腰椎间盘突出更加严重，常常是疼痛难忍，彻夜难眠，饮食不进，坐立不安，瘦得只剩下了皮包骨头，形容憔悴。丈夫强行带我到医院去检查。医生检查后说，因为我长期不吃药不治疗，腰椎间盘已经严重变形，肌肉出现萎缩现象，如果再不进行治疗，就会彻底瘫痪。吃药打针不是违背了师父的教诲了吗？这可不行，我偷偷从医院跑回了家，继续坚持我的“修炼”，力求“消业”。
2001年春节刚过，附近的站点负责人传来指示“师父要我们进京护法、讲真相”。终于可以好好“表现”了，我拿出积蓄的3000元，瞒着镇上的领导，不顾丈夫的强烈反对，幻想着通过讲“真相”可以“上层次”和“消业”，提前“圆满”，怀揣着“满腔热情”我和表弟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车。殊不知，这次进京护法讲真相让我永远站不起来了。
刚一进京，晕头转向的我们就被谎称是功友的人“热情”安排住在郊外的小旅店里（当时被李洪志的歪理邪说深深迷惑，满脑洋溢着从未有过的激情，加上是第一次出远门，失去了应有的辨别和防范能力）。那一夜，我们还一起饶有兴趣地交流了练功心得，彼此感到十分投缘，大有相见恨晚的遗憾。可第二天醒来，我们的钱包不见了，而前来接我们的功友也神秘地消失了。由于举目无亲，我们流离失所在街头，好不容易买到站票站回了家乡，当天晚上，我便躺在床上，从此再也站不起来了。
残酷的事实不得不让我开始在床上静静思索，练功十多年来的经历犹如回放电影一般在我脑海里不断重播。李洪志鼓吹练功可以不吃药不打针就能治病，可他为什么在自己生病时却要进医院手术呢？我严格按照他的要求去做，却落了个下肢瘫痪。他宣扬的练功到一定的层次可以“圆满”，可我们却从不知道有哪个同修“圆满”了，只知道他在不停地找借口推迟“圆满”的时间，这种无休止的等待难道不是他李洪志蒙蔽信徒的诱饵吗？我苦苦修炼是为了保佑全家幸福安康，过上好日子。可真正的结果却是我下肢瘫痪，难道这是“圆满”吗？
思前想后，我终于醒悟了：原来我们只不过是他李洪志反政府、反社会、反人类的工具而已，法轮功是彻头彻尾的邪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