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本有一个和睦幸福的家庭。老伴是一位离休军人，他明是非，教子有方，和谒可亲，心底善良。大儿子是国家级教练，一家人在外地生活，二儿子一家和我们老两口一起生活。一过星期天，全家人坐个的士到大型超市购物，大人的、小孩的，吃的、用的总是购那么两大包。累了休息，小孩总是跑到麦当劳，为了让孩子高兴，我们也随之吃上一顿。逢年过节，大儿子一家开车回来看望，我给他们做上一桌拿手的好菜，全家八口人欢聚一堂，两个小孙女表演节目，逗得大家开怀大笑。一家人的生活是那么幸福、那么愉快、那么开心。
但这一切，从我痴迷于法轮功后就没再有过。我是1996年退休后经邻居介绍练上法轮功的。刚开始，的确是抱着锻炼身体的想法去练的，练了一段时间，辅导员说光练功不行，还要学法，否则就不是真正的弟子，“师父”就不给你清理身体。于是，就托人买了《转法轮》等几本书籍。看了《转法轮》，又经常和其他人一块学法，慢慢地，我的思想变了，开始对李洪志的话深信不疑，把李洪志看成至高无尚的“神仙”，对他言听计从，他说的就是“圣旨”。为了“圆满”，我不看电视、不读报，家务活不想干了，小孙女也不好好看了，和家里人说话也少了，完全封闭自己，一心想着“圆满”、“上层次”。
1998年秋，二儿媳妇去单位加班，让我在家看管好小孙女。我为了参加在市文化宫组织的一次集体练功和宣传法轮功的活动，竟将小孙女锁在屋里，晚上，儿媳妇下班回来，小孙女一下子扑到他妈怀里失声痛哭。当二儿子指责我不能为了自己练功学法而不管孩子时，我却说，我练功不只是为了我自己，也是为了小孙女和全家呀！因为李师父说：“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并没有认为自己做得不对，反而心安理得，并认为自己过了一次“亲情关”。
1999年5月份，大儿媳妇有病，大儿子叫我去深圳帮助料理家务，看管孩子。到了7月份，从电视上看到国家取缔法轮功的消息后，我思想上想不通，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我提出要回新乡，大儿子说：“妈，你看你现在能回去吗？媳妇躺卧在病床上，你孙女离不开人手，我单位工作又忙，请不了假，在我最需要帮忙的时候，你要走，我还是不是你的亲儿子呀！你怎么一点人情味都没有呀！”又过了几天，一个“功友”打电话给我说，好多人去北京后，都上了一个层次，如果你再不去的话，就有可能跟不上了。听了这话我心急火燎，第二天，儿子上班走后，我就撒谎对媳妇说，你先看一下孙女，我到集市上买点菜，一会儿就回来。出了家门我直奔火车站，踏上返回新乡的火车。到了新乡后我没敢回家，到“功友”小段家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我问小段，咱们去公园练功，算不算走出去，她说，你连北京都不敢去，还想“圆满”上天国呢！我心想也是呀，练功好几年，不就是想“圆满”吗，机会不能错过。当天夜里，我和小段就去了北京，在天安门广场打横幅，高喊“法轮大法好”。
被遣送回来后，我因此被刑事拘留。大儿子在深圳工作很忙，听说后立即飞回新乡，儿子没有因我的不辞而别责怪我，而是伤心的流泪。二儿子、儿媳带着小孙女到看守所来探望我，小孙女一见到我就喊：“奶奶我很想你，跟我回家吧，我们一起去吃麦当劳好吗？”而我像木头人一样，无动于衷，没有一点表情，没有一点悲伤，反而为“圆满”终于迈出了第一步而心里感到兴奋。
2000年，我老伴患上了肝癌晚期，作为一个妻子本应该给予更多的关心和疼爱，但在李洪志“常人就是为情活着。那么作为一个练功人，一个超常人，就不能用这个理来衡量了，要突破这个东西”歪理邪说的影响下，我完全不顾老伴的感受，仍痴迷于法轮功，企盼着“圆满”的早日到来。老伴长期住院治疗，我却整天在外面“讲真相”、贴传单。特别是在老伴生命垂危之时，多想让我在他身边陪伴，儿子、媳妇们劝说我，为了你们几十年的夫妻感情，就尽一点妻子的责任吧，这可是我爸最需要你的时候呀！然而，我却一点也听不进去，依然我行我素。在老伴离开人世的前几天，我们曾通过一次电话，他哀求我说不要练了，而我仍然坚定地说，不行，这是我的自由，请你自己多保重吧，就这样几十年的夫妻，临死也没有再看上一眼，他最终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
2002年，我因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被判刑入狱，结束了我几年来为“圆满”奔波的生活。到监狱后，在干警的耐心说服教育，讲道理、摆事实、真诚善待感化下，触动了我沉睡已久的良知，我从“圆满”梦中醒悟后，我冷静下来思考，几年来自己的所作所为不但没有“圆满”，反而变得极端的自私，背弃了人伦、漠视亲情。
其实，在李洪志歪理邪说蛊惑下，每个法轮功练习者都是自私的，他们心底藏着一个最大的私念，就是为了那个虚无缥缈的“圆满”，不惜伤害别人，甚至是自己最亲，最爱的人。李洪志宣扬修炼法轮功能做好人，纯属是骗人的，连自己的亲人都不顾念的人怎么能说是好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