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习了一段时间，自我感觉也还不错。于是，天天看书，连《转法轮》上的好几个章节我也能背诵了。李洪志说：“练功吃药就是不相信练功能治病，你的心如果摆得正的话，相信练功就能练好，把药停了，不去管，不去治，就有人给你治了。”听了他的话，我就不再吃降血糖的药了。
我清楚地记得，1998年清明节的傍晚，我从练功点回家，路上突然头昏眼花，眼前一黑就晕倒在地，不省人事了。好心人给我灌了杯茶水，有口气之后，把我送到家。因为师父讲了：“这时有两种选择，或是去医院放弃过关，或是把心放到底，像个堂堂的大法弟子，无怨无执，去留由师父安排，能做到这一点就是神。”我听师父的话，坚持不肯去医院。家里人看我躺在那里，脸色苍白，有气无力的样子，打电话去厂里医务室请来了医生，我很不情愿地让医生打了吊针，这才算是脱离了危险。
这事情以后我也没有吸取教训，还是不吃药，认真“学法”，继续练功。家里什么事我都不管，儿子当年正好高考，我也不闻不问，厂里上班也不认真。但只要有李洪志的新“经文”，我是不惜一切代价，千方百计都要多买几套，送给新老“功友”。留给儿子上大学的钱也被我用光了。由于我学习认真，表现积极，还当上了如皋市法轮功辅导站的副站长。
1999年4月，为了“护法”“弘法”，我不顾家人的反对，不听领导的劝说，和站长右大圣一起去北京“讲真相”。4月27日，我们被遣送回乡。第二天一大早，我也顾不上去厂里上班，和站长赶到练功点传达去北京的“精神”。还没有散会，我就支撑不住了，又和上次一样，因为没吃药，低血糖复发了，突然昏倒在地。不巧的是头摔在凳子角上，被摔出一个三角洞，鲜血直流。站长右大圣和学员们说：“我们大家集体为赵站长发功消业”，让我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可是我一直血流不止，脸色惨白，奄奄一息。有一个新学员见状不妙，打了“120”急救电话，救护车上的医生帮我包扎了伤口，插上了氧气，又到医院抢救了两个多小时，我才有了点知觉。这算是第二次脱离了危险。要不是那个“120”，我今年真得过“十周年”了！
这时的我也怀疑过、动摇过：师父说练功能治病，而我练了一年多，血糖没有下降，反而还上去两倍多！师父说法身能保护我，怎么还是“120”救了我呢？当时我的内心很矛盾：不练吧，眼看好像已经走上了“神路”，快要“圆满”了，同时，心里又很害怕李洪志用他的“法身”来“治”我，那些“魔”来害我；修炼吧，“修炼是个漫长的过程”，练到何时才是个头？
我儿子跪下来给我磕头，求我不要再练了爱人也哭着让我回头，多为他们想想，可我害怕会得到“恶报”没答应。一直到1999年7月22日，政府取缔法轮功，我还想不通，和右站长等人筹集了一些钱，我还借了人家5000元，暗地里印制大量“宣传材料”到处散发。8月12日，我因为散发“非法组织的传单”，与政府对着干，扰乱社会公共秩序，被刑事拘留。可是厂里的领导却没把我当“坏人”，还耐心细致地给我做思想工作，同事朋友们也没有抛弃我，和我促膝谈心，处处帮我、关心我，慢慢地我才彻底认清了法轮功的本质，真正看透了李洪志的险恶用心，脱离了法轮功。
可是，由于我有病不治，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期，我的糖尿病已发展成了尿毒症！现在的我整天躺在病床上，不能吃好的，还又不能多吃，浑身皮肉作痒，坐也难过，睡也不安，真是生不如死！这都是李洪志和法轮功害的，我真后悔没能早点看穿法轮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