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1979年11月入伍，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战士，当时我刻苦训练，认真勤务，很快就转成了志愿兵，留在了部队。来到北京军区招待所餐厅工作。但与其他战士比起来，我的身体素质较弱，我在那个时候，特别想上进，想出人头地。在1995年的一天，我看到在军区大礼堂有人在练功，我一问，练功者都说，可以强身健体，最后还能成佛，当时我怀着好奇的心情，就跟着一起练了起来。每天按时来到大礼堂，在大家一起练习，在“同修”的鼓动下，我当时精神上感到极大的满足。由于大家一起练，只有一种声音在动，抛弃了其他的杂念，我感到精神好了，身体也“感觉”强壮了，练功就更加积极了。
如果说仅仅练功，我还没有深陷进去，我真正被李洪志的歪理邪说所控制是从“学法”开始的。那时，“功友”告诉我，光练功不“学法”是不能“长功”的。于是我又买了很多法轮功的书籍和练功用品。当时我看的第一本书《中国法轮功》，看到书中说能解开人体生命和宇宙的奥秘，我喜出望外。当我看到书中讲到，以“真善忍”为标准，重视道德和心性的修养，修炼能最终“圆满”，特别是“圆满”后能够摆脱痛苦，摆脱肉身，最终成佛，能够指挥万物等，我一下子认为自己找到了人生的目标。于是，我一头扎进去，发誓要修炼得“圆满”。我开始完全按照书中的要求去进行体验，由于脱离了社会，自我封闭在一个小环境中练习，在练完功之后我自我感觉精神很好，常以“修炼人”自居，从而有了种种快乐满足的“身心体验”。从此，我开始依赖“法轮功”了，更痴迷于李洪志的“大法经文里”。
1999年4月25日，听功友蛊惑说天津抓了法轮功人员，参与了围攻中南海的护法活动，后被部队带了回来。1999年7月国家取缔了“法轮功”，我当时很是不满，认为国家误解了法轮功，更觉得国家取缔法轮功组织严重影响了自己即将“圆满”的进程。于是，我继续在我的周围，向人们宣传“法轮大法”，进行所谓的“正法”、“护法”活动。
2001年我进了帮教班学习，通过帮教，我也认识到，作为一个军人，走唯心主义的那一套，是不对的。对法论功的危害有了一些认识。出学习班后，我也决心不练了，部队关心我、照顾我，还安排我在原单位工作。但由于这些年痴迷法轮功，一心只读《转法轮》，每天除了看《转法轮》、背诵“经文”、修炼“功法”，对其它的事情都不感兴趣，断绝了与周围朋友的来往，对工作也失去了往日的热情，脱离了人群，脱离的社会。重新回来后，单位的新人多了，与同事沟通较困难。爱人是外地户口，因我练功，影响工作，没能升职，她不能随军，只能在附近租房住，孩子上小学也是借读生，感到抬不起头来。这些社会上的烦心事纷至踏来，我感到无助、痛苦，就产生了逃避想法，再次想到了法轮功所谓的“强身健体、修心性、向内找”，想到了“真善忍”，但我不想再与以前接触过的练习者联系，就要求妻子和孩子同我一起练，孩子反对，我还固执的认为自己练，不影响别人，通过这种形式来排遣、释放生活压力，来寻求心理平衡。
200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里，我看到了以前练功的“同修”，他向我提供了《明慧周刊》、李洪志的各种“新经文”等，并说是在拯救我，在要让我“上层次”、得“圆满”。我看到李洪志“经文”中说：我们都要受到神的审判，坚持练功的上天堂，其他的人都是魔，要下地狱。以前停练的，“师父”再给一次最后的机会，再练起来，“师父”还要你们，让你们“圆满”，“肉身成佛”，否则，“师父”将把不练的打入地狱等等。我又感到李洪志是神，如不按他说的去练，去“上层次”，去“度人”，“走向圆满”，那我就“形神全灭”了，我的家和孩子就都成魔了。在这种害怕的心情影响下，我又重新回到练功者的队伍里，一起“上层次”，一起去宣传“法轮大法好”，认为这是按“师父”说的“救度众生”，可以走到“圆满”。
在我“反复”后，那些“同修”们没能帮我解决任何困难，只是使我越来越脱离社会，在自我的小圈子里“感受圆满”，部队领导及时发现了我的问题。在心理矫治中心，帮教人员引导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带领我学习法律知识，树立法制观念，学习各门科学知识，让我用正常的思想和心理状态看待和对待自己和周围的一切。在我人生最关键的时候，部队和社会没有抛弃我，他们不但教育我，使我觉醒了，还继续安排我在原单位工作，并且破格让我的妻子随了军，孩子入了集体户口，也能和其他孩子一样高高兴兴地上学了，再也不会有自卑心理。现在，部队又分配给我住房，我充分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我也为以前的所作所为感到深深的自责。
是国家和社会用博大的胸怀，接纳了迷途的孩子，使我走向了新生活。李洪志的“圆满”，带给痴迷者的，只能是“毁灭”！我想向所有的人说，不要再听信“法轮功”的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