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我得了高血脂、高血压、轻度脑血栓，后经医院治疗基本痊愈。1995年初，在我康复过程中，有一天转到了天坛公园，在那儿我见到了许多练功的人，一问才知是法轮功。见我好奇，随即上来几个功友向我起劲儿地介绍起来，一番神侃，把法轮功说得天花乱坠。从此，我走进了法轮功。练习一段后，感觉身体像是有好转，练功也逐渐上瘾。后来李洪志不断强调“学法”，由于我身体不好，脑子也转的慢，看书非常困难，“学法”的强度对我来说太大，经常我学的头晕脑胀，我就想打退堂鼓。但是，这个时候，每当我身体好点，功友们就说“你近来练功精进，学法刻苦，师父帮你消业了”。一旦身体不好，功友们总是责备我对“学法不用功，层次低”等等，还总是拿师父“修炼法轮大法可以回天国，摆脱尘世的痛苦”，“只有苦修大法才能消业”等话来敲打我。这样，在这个集体学法的环境中，我觉得自己不能轻易放弃，我对李洪志越来越“忠”，对法轮功越来越“诚”。
不久，我又把老伴刘晓春也拉了进来，两口子一同沉迷于法轮功泥潭而不能自拔。因为发展了我老伴，我和老伴都表现得很“精进”，为此，我几次受到站长和辅导员的表扬，我自己也感觉在练功点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越发努力学法练功，要表现的更好，好几次，我头疼得非常厉害，大家坐在一起谈学法体会，我为了表示自己层次高，身体得到了调理，不自主的撒谎，告诉大家：“我通过学法，头再也不疼了”。我的变化也引起大家的啧啧称奇，大家都说：大法就是好，你看老王，头疼都好了，在这种环境下，我对这个环境越来越依恋，对法轮功越来越愚忠。
1999年，练功点辅导员告诉我们，要去“讲真相”，我和爱人一点都没有犹豫，我们觉得，这个时候，我们不能落下，就和爱人一起去了中南海。回来后不久，法轮功就被国家取缔了，当时我一时茫然，在家呆着不知道怎么办。后来有功友找上门来，他们说：老王你过去那么精进，大家都觉得你层次高，这个时候，你更应该“护法”，就这样，我开始出门到处宣传法轮功。说实话，我身体不好，每次出门后都感觉身体承受不来，但是，每次我都强挺下来，我那个时候执著的相信：不仅要在家里苦练、苦修，还要为大法“走出去”，用实际行动去讲真相，“和邪恶作斗争”，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层次，净化身体。就这样，我拖着带病的身体到处走，到处跑。
2000年国庆节前夕，我和爱人刘晓春觉得自己已经给法轮功付出了这么多，层次应该很高了，我们一商量，必须要去天安门广场“讲真相”，就差这么最后一哆嗦了，这样才能上更高的层次。就这样，国庆节的时候，我和我爱人两人只身来到天安门。我们特地选了国庆这个日子，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时候人多，我们可以向更多的人“讲真相”这样，我们为大法做得越多，师父就会更加保护我们。而且，这个时候上天安门，更加能说明我们正念足。就这样，我和我爱人去了天安门，但到了天安门后，我俩由于走了太多路，感觉很累，就坐下来休息，休息的过程中，我和老伴一商量，觉得我们这么累，是因为天安门这里干扰太多，必须要赶紧练功，通过练功赶走身边的疲乏，通过练功来抵制邪恶的干扰，讲清真相。而且，我们这个时候练功师父肯定能在另外空间看得到，肯定会给我们下法轮，结果，我们刚比划了不到两分钟，旁边就有一个民警出现了，很快我们就被带离了广场。当时，我心里特别懊恼，觉得民警破坏了上层次的机会。很快地，我们被送回到家里，女儿一听我们上天安门的荒唐理由，和我们大吵一架，从此后，她连句话都不愿和我们说。
后来，在反邪教志愿者的帮助下，我醒悟了，我老伴也终于清醒过来。现在，女儿王倩也与我们和好了，非常孝顺乖巧，我终于又有了往日的欢笑和踏实的生活。但每次回想起这段经历，我还是深感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