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体较弱，患有气管炎、类风湿和心脑血管病等多种慢性疾病，医没少投，钱没少花，可仍然是久治不愈。1997年初，听人说练法轮功有病不用吃药，修炼得好，还能成仙得道，于是，我开始骑着自行车到离家很远的练功点跟着修炼法轮功。练了一段时间后，觉得病情好转，后来才知道这是坚持锻炼、身心有规律运动的结果，而我却错误地认为是法轮功的特有功效所致，是李洪志“显了灵”，从此对法轮功的功效深信不疑。
随着练功的深入，我逐渐被法轮功歪理邪说所控制，对李洪志更是顶礼膜拜。我当时认为“传法”、“弘法”是在做“善”事，就买来VCD、录音带、录像带、光盘，在自己家建起了练功点，并当上了练功点辅导员。为了扩大“法轮大法”的影响，我与其他功友又自费出钱租场地，组织举办了两期“法轮大法辅导班”。我的大部分时间就成了修炼法轮功的专用时间，星期六、星期日除了参加上边组织的“学法”、“会功”活动外，就租车到其它村落去“传功”。在李洪志歪理邪说的引诱下，我由迷恋到痴迷，逐渐进入封闭的与世隔绝状态，每天接触的是功友，谈的是法轮功，写的是法轮功，研究讨论的是法轮功，整天疯狂地“学法”、“传功”，早晨练功，白天“学法”、“弘法”，晚上继续练功。自己把自己视为超常人，绝不与常人多说一句话，认为自己是未来的“佛、道、神”，“法轮大法”就是“宇宙大法”，李洪志是至高无上的神，他的每一篇“经文”都会让我如获至宝。就这样，我一步一步地走进了法轮功的陷阱无法自拔。
1999年7月22日，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非法组织后，我极为不理解。为了“护法”、“正法”，追求“上层次”、求“圆满”，我还组织其他功友到北京上访滋事。1999年11月2日，北方已是初冬，早晨起来已有阵阵寒意，我换好衣服准备进京“护法”，鬓发染霜的老伴拉住我说啥也不让我去。我为了赶火车，不错过“圆满”的时间，我猛然用力推开体弱多病的老伴。望着倒地的老伴，听着她那声嘶力竭的呼喊，头也没回地踏上了进京之路。事后得知，老伴为阻止我到北京滋事，右胳膊被摔骨折，头也摔破了，然而当时我却认为她是阻止我修炼“上层次”、“圆满”的“魔”，现在看来，我还算是个人吗？我还有一点人性吗？
回到家里后，大儿子扶着摔伤胳膊、头上缠着纱布的老伴耐心相劝，苦苦相求，让我放弃法轮功，可我死活不依。无奈她们母子双双跪在我面前，泣不成声，泪如泉涌，我想这又是“魔”指使她们干扰我修炼的，阻止我“圆满”的，索性不管她们，闭上眼睛背起经文：“关关都得过，处处都是魔，百苦一齐降，看其如何活?”“放下名利情，圆满上苍穹。”儿子见状，气愤地搀起他母亲说：“妈妈，咱们别劝了，我没有这样的爹，让他和法轮功一起过去吧！”望着老伴满头的白发，胳膊上的绷带和头上的纱布，心里也产生过一丝的动摇，难道这就是“圆满”之路吗？但一想到“师父”的话，又暗自庆幸自己闯过了“情关”。就这样我心怀着“师父”，心怀着“大法”，残酷地拒绝了他们母子，无情地割舍了人间最珍贵的骨肉亲情。
为把我从法轮功这个魔窟中救出来，老伴、儿子、儿媳及市里的反邪教志愿者不厌其烦地给我做工作，开始时，我拒绝接受这些“常人”们的帮助。反邪教志愿者请来了当地已转化的许多功友现身说法，帮我剖析法轮功的罪恶本质及我上当受骗的原因，我慢慢地醒悟了，一步一步从法轮功的陷阱中走了出来。认识到法轮功是害人的精神鸦片，它泯灭亲情，是残害生命、骗人钱财的邪教。
我为自己跳出了法轮功这个迷圈感到庆幸，真心地希望那些仍痴迷于法轮功的人们早日看清真相，摆脱束缚，不要再伤害无辜的亲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