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98年11月开始练习法轮功的。那时，因为自己体弱多病，经常到乡卫生院看病，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结识了家住卫生院附近的法轮功练习者付婆婆，她向我卖力地鼓吹法轮功的种种好处，我便信以为真，开始和她一起习练法轮功。从此，我一心一意练功学法，身体有病再不求医了，老人孩子无暇照管了，家务活儿甩手不干了，农忙的事也顾不得打理了，里里外外的家事都扔给了我那老实巴交的“耙耳朵”丈夫。
1999年7月国家取缔了法轮功，原来的十多个功友中有许多都停止了练功，只有我、付婆婆、国金玉、成玉花四人觉得国家这样做是错误的，仍坚持练习法轮功。迫于形势，本来我们经常在付婆婆家练功、交流“心得”，后来只能偶尔悄悄碰面，一般都在家秘密“修炼”。
2003年4月的一天，付婆婆趁我丈夫外出，到我家来对我说，师父讲过，“在家修炼的弟子是邪悟，走出去弘法的弟子才伟大”，我们必须要按师父讲的，出去“讲真相”，“救度众生”，我们才能“长功”“提层次”，才会消除“病业”，“得道圆满”。说完，她给了我15份法功传单，叫我和她一起到邻近的兴隆场镇散发，我有些犹豫，但付婆婆的一句话消除了我的顾虑：“你不要有怕心，有师父法身在，没得事。”这是我的第一次发传单“弘法”行动。后来，在2004年9月及年底又与付婆婆先后到兴隆场、回龙场散发传单共计50余份；2005年5月至8月，我们又先后到附近的贾家、高明、武庙场镇上发传单，多则每人30余份，少则10多份。我一次又一次为自己的成功庆幸，想着自己能为师父、“大法”做这么多事，一定能早日“飞升天国”享受极乐。
就在我陶醉于自己的成功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2006年农历10月初二（记不清阳历了）凌晨5点左右，付婆婆再次到我家后门叫醒我，让我和她一起到30多公里外的太平桥镇去散发传单“救世人”。由于玉成没车到太平桥，我们只能走路到5公里外的兴隆场赶车去。当时天色昏暗，我俩打着手电筒顺着公路走，走了20分钟左右，来到一个土坡下边，突然从土坡背后转出三个小伙子，为首的拿着把匕首在我们面前一晃一晃的，对我们说，他们这几天手头紧，要向我们“借”点钱。付婆婆低声说：“他们要抢钱，快发正念让他们放下刀子离开我们！”听了她的话，我赶紧默念道：“法轮大法好，邪恶快快跑！”可是，眼前这三个“邪恶”不但没跑，反而奔到我们面前恶狠狠地说：“你两个怎么还不听话？把钱拿来！”一个矮点的一把夺过付婆婆手里的包，那个手里拿匕首的则来抢我挎在肩头的皮包。那段时间我为了“弘法”的需要，经常把家里不多的积蓄取出部分带在身上，那天就带了一千多元现金和着传单装在包里。因此我一见劫匪向我逼来，本能地撒腿就跑。没跑出两步，就感到右臂一凉，一阵疼痛，然后挎包被扯走了。那三个抢匪拎着两个包放下几句狠话就匆匆离去。
付婆婆见我受伤了，忙叫我和她一起“发正念”止血，可是毫不管用，过了几分钟，我右臂上鲜血依旧流，疼痛仍不止。无奈，付婆婆只得帮我用我的外衣袖捆住右臂，好在伤势不重，过了一阵子血终于没有流了。我们休息了一会儿，由于我们都没什么钱了，只好往回走，取消了这次“弘法”之行。
回到家，我连着两天都心神不宁并有些纳闷：师父不是说他的“法身”多的数不清，弟子到哪里他都能保护吗？那天他为啥不用法身保护我们，或者给我们加持功能呢？难道是我们还不够虔诚不够“精进”吗？……
由于怕我们从事法轮功反动宣传的事情败露，并没有报案。可是事有凑巧，过了几天，那三个家伙因为犯案被警察抓住了，在被审讯时提到了抢劫我们发现我们携带宣传品的事。我们的钱倒是被追回来了，可我们参加法轮功从事违法宣传活动也败露了。
后来，帮教志愿者找到了我，他们耐心细致的分析，再加上之前自己这次亲身遭遇，让我更彻底认清了李洪志所谓的“法身”“发正念”“救众生”都是骗人的。可怜当初我鬼迷心窍去信他的什么“法轮大法”，为他当走卒去搞什么“弘法”，还差点送掉自己的一条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