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94年开始练习法轮功的。随着练功、“学法”的深入，逐渐痴迷，逐渐地一门心思都花在法轮功上，对其他的事情都冷淡了，身体的不舒服也权当是“消业”过关咬牙忍住。老公看我练功如此辛苦，有时还开车送我去练功。在练功点辅导员的积极劝说和我的影响下，1996年我老公也开始练习法轮功了。广州市法轮功总站站长慎兴莲看到我老公是做生意的，而且自己有车，又是公司的老总，办事方便，就叫我老公做辅导员。
1997年，我老公因单位正常合并成了副总经理，这些被明慧网歪曲为因练习法轮功的事情被牵连受到“降职处分”。我当时所在的辅导站慎兴莲站长和施雷等人多方劝说我老公利用单位资金投资出书，就这样，法轮功的有关书籍就通过我老公公司的一系列运作发放到全国各地。
1998年，由于出书的问题，一贯视利益如命的李洪志由于在我老公单位印书这一事上得不到他理想的利润，就授意广州辅导站在1月份北秀大厦召开四省法轮功站长会议上宣布开除我老公和我，并说我们是假修。这一次，我老公受了很大打击，对法轮功彻底灰心，从此再也不练法轮功了。
1999年，法轮功被取缔后，我老公因为出版法轮功书籍的事情曾接受过公安机关的调查，按说出版1996年就定为非法出版物的法轮功书籍是要承担很大法律责任的，但我老公既没有为此而坐牢，也没有因此被撤职。有关机关了解到我丈夫已退出法轮功就既往不咎了。明慧网却造谣说我和丈夫多次被来自全国各地的省、市公安机关和有关单位劫持，进行精神和肉体的虐待，并且通宵审讯。
由于我当时还对法轮功十分痴迷，虽然老早就被法轮功开除了，但是心里还是放不下，总幻想着李洪志的“法身”还在保护我。特别是李洪志说他只保护真修弟子，我身边有几个弟子因病死亡，而我却天真地认为自己还活得好好的，看来我才是真修的，说我假修是考验我能不能坚信法轮功。抱着这种想法，趁着老公、孩子不注意，我依旧在家偷偷练功、“学法”。
由于害怕自己真的变成“假修”弟子，我开始大量阅读“明慧网”、“大纪元”等法轮功网站的文章，诸如迫害、酷刑、活摘器官、《九评》等渐渐刻入我的脑中，我变得越来越仇视社会，仇视政府。同时心中也充满了恐惧，怕自己没胆量去宣扬法轮功被李洪志淘汰，更怕自己出去宣扬法轮功被绳之以法。每日就在这种仇恨、恐惧的煎熬中度过，身体也越来越虚弱。尽管这样，我还是认为这是自己没能做好“三件事”造成的，所以成天惦记着到哪里发一点“明慧真相”，跟谁劝一劝“三退”，以免被李洪志淘汰。
当街道有关工作人员到我家家访时，原本做贼心虚的我立刻吓得血压上窜，手脚发软，瘫倒在地。他们立即把我送到了医院治疗，不但没收我一分钱，街道主任还送来了钱要我好好养身体。这就是“明慧网”所讲的“恶警”用极其卑鄙流氓的手段用武力把手无寸铁的我“劫持”和“绑架”的过程，并且还造谣说我由于惊吓和疲劳过度，在遭受逼供时多次昏倒，准确的说，应该是受到明慧网报导的恐吓又怕承担法律后果而晕倒。
后来，我遇到好几位已经看清法轮功弟子，从他们亲身的经历我了解了“明慧网”好多造谣生事，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的事件。例如广州的法轮功学员程成勇有病不去医院，在出租房内几十个法轮功学员对着他“发正念”，妄图以法轮功的神力使他好转，结果悲惨死去。“明慧网”却造谣说他被警察迫害而死，说他的妻女还在国际上四处奔走，声泪俱下地到处喊冤，并在《风雨天地行》里连篇报导，博得世人同情的眼泪，煽动更多不明真相的法轮功学员起来反对中国政府。
刚开始我还以为这些只是个别事件，直到我的大名也登在“明慧网”上我才如梦初醒，原来“明慧网”是这样讲“真相”的，他们利用一点点我的情况肆意渲染、刻意歪曲、任意发挥，通篇文章旨在描抹政府多么邪恶和暴虐。其用心之昭然，目标之明确，手段之卑劣真令人瞠目结舌。
明慧网发表的文章，表面上看是同情我和我的家人的，实质上却是中伤和贬低我的家人。特别是我的儿子，从国外留学回来后就深受一家单位的重用，每年都是单位的先进分子，获多种奖项。明慧网却说我孩子在个人就业上得不到应有的待遇，甚至是直接拒绝他的工作申请，这次又因为我被工作单位解聘。这样歪曲事实实在是让人气愤。
虽然我的事例是一个很小的例子，但发生在自己身上才真正地触动到我。我想我有必要讲出自己的真实情况，告诫所有还在自觉和不自觉浏览“明慧网”的人，你们要知道啊，你们不是多了一条了解事实真相的途径，而是自己不知不觉成了法轮功明慧网的又一个俘虏和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