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梦是从1998年春天开始的。一个星期天的上午，自己在家休息，同在一个家属院居住的一名姓张的同事来到我家。在聊天过程中，她关切地问起我的病情，我如实作了回答。这时这位张姐神秘兮兮地从身上掏出一本叫《转法轮》的书来，说这是一本奇书，照这本书说的去做，不光不用吃药就能治好我的病，而且还能保佑我们全家平安。她怕我不信，还列举了许多事例。开始我也不相信她说的话，心想看书练功就能治好我多年的病，还要医院干什么。在她们多次推荐和劝导下，我抱着试试看的念头，从她那里买了几本书和一些光盘，在家里看了起来。渐渐地，被其中所描绘的内容深深吸引住了，平生第一次了解到世上竟有这么“神奇”的功法，可让一个凡人不断上“层次”,能成仙成佛，求得“圆满。于是，自己按照光盘和书上教的套路试着练习起来，有时在这位张姐带领下一起到周围的练功点去活动。
由于每天早睡早起，有规律地进行身体运动，加上与功友经常交流心得，半年过去，自己感觉比以前气色好多了，下肢也不像原来那样浮肿了（其实是运动和心理的作用），自认为是修炼大法起了作用，是师父在保佑自己，仿佛找到了“真理”似的，对“法轮大法”深信不疑。丈夫看到自己练功不吃药，比以前精神头足了，由开始时候的不支持到渐渐默许，后来主动骑车到练功点或功友家里替自己买些资料，再后来，在自己的“点拨”下，同自己一起搞所谓的“夫妻同修”，共同期待着实现“白日飞升”。从此，上学的孩子也不管了，住在乡下年迈的双方老人也顾不上看了，整天除了上班就是练功打坐。我们夫妻练功几乎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有时甚至通宵达旦。由于长时间练功打坐，我和丈夫很快患上便秘的毛病，自己早年的关节病再次犯了，时常疼得汗水直流，练功时有几次重重摔到地上。我俩却以为这是在“消业”，是好事。上班更是打不起精神，工作上屡屡出错，多次受到领导的批评，我们对此都充耳不闻。
1999年政府取缔法轮功后，我和丈夫想不通，决心用自己的行动和修炼成果来报答师父，让人们知道“真相”。从2000年开始，与丈夫多次到北京上访，被单位屡屡接回，领导和志愿者找谈心要不不去，要不不配合，你说东我扯西。
2000年底，我和丈夫先后从单位辞职，这样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学法、修炼当中。由于没有了生活来源，加上大量购买法轮功宣传品，短短几年时间，就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有时靠年迈的父母接济过日子。实在过不下去的时候，像铁路边拾煤渣、菜市场拣菜叶这样的事情我们都干过。由于年龄偏大，自身又没有什么特长和技术，干什么都干不长，后来没办法，丈夫只得干起了收破烂的营生。由于老想着“圆满”且不懂得经营，辛苦几年下来，不但没挣到钱，反而连本钱都赔了进去。屋漏偏逢连阴雨。由于习练法轮功拒绝打针吃药，自己的糖尿病病越来越重，到2005年底时候，下肢肿得老粗，行动起来异常吃力，浑身软得跟面条似的，连家门都走不出去，上厕所由丈夫背着去。视力也急剧下降，在一米之内才能看清人。活得真是生不如死！而自己一直期待的“白日飞升”却连个影子也看不到。我们开始陷入迷惘和绝望之中。
2006年，社区看到我们家实在困难，主动上门帮我们办理了城镇低保，此事对我和丈夫心理触动很大。一次，在同社区志愿者交流时，他们提出的几个问题一下把我问住了：“法轮功的神奇你们亲眼见到了吗？”、“你们这么执著地练功，为什么没得到好报，反而落到这般田地？”、“修炼后，为什么你的病没好反而更重了？”接下来，他们又从亲情、友情和社会伦理方面，讲解了习练法轮功的危害性。于是，我们开始反思这几年的所作所为。法轮功自吹这么好那么好，可自打自己练上以后，不但没能保佑我们全家平安幸福，反而是倒霉事接二连三的发生，生活的窘迫、身体的恶化、父母的哀怨、亲朋的背弃等等一系列残酷的现实就活生生地摆在面前呀！要是不学“法轮大法”，会这样吗？别人没练法轮功，日子不照样比我们过得好吗？带着这些疑问，在志愿者的劝说下，自己在家人陪同下到医院接受治疗。当医生把检查结果说给我和丈夫听时，我们全都惊呆了，没想到病情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肾功能已经开始衰竭，再晚治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在医生的精心医治下，到2007年底，自己的病情好转了许多，能够自己下床活动，回家后还能做些简单的家务，家里传出了久违的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