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98年7月，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接触了法轮功并从此埋下了祸根。当时我身体状况不太好，经常头痛，听说法轮功能祛病健身，还能修身养性，我便轻易的走进了法轮功，并逐渐被法轮功的表面现象所迷惑，庆幸自己有生以来能遇到这么好的大法，错误地把修炼法轮功确定为我的人生目标，发誓一定珍惜这千载难逢的机会，说什么也不能错过，今生今世一定要修成正果。带着这种强烈的追求和愿望，我在法轮功邪教的陷阱里越陷越深。
为了早日“上层次”、“圆满”，我把每天几乎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来“学法”、练功，电视也不看了，什么国家大事、新闻都与我无关。连睡前几分钟也不放过，醒来一伸手就拿起书看，简直是着迷了。不但如此，还将丈夫和孩子也拉了进来。当时女儿才12岁，体质较弱，经常生病，我想要是让女儿也学练大法，有师父法身的保护，即能给她消业又能保她平安，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我就告诉她：“法轮大法好，练功不用吃药就可以身体健康，还能保平安。”并哄骗她每天除完成学校老师留的作业外，就随我们听讲法磁带和练习打坐。
但要是真把12岁的小孩培养成一名“称职”的“大法小弟子”还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不论是背经文，还是盘腿打坐，一开始都是非常苦的。为了鼓励她不断“精进”，我还经常把她背诵李洪志“经文”的多少和练功程度作为对她的奖赏的理由，激励她多“学法”、勤练功。在我的诱骗下，很快我的女儿就对“学法”、练功也产生痴迷，一有时间就主动看法轮功的书籍和听李洪志的“讲法”磁带。她背了好多“经文”，失去的是童年的欢乐，换来的却是学习成绩的下滑，而且经常出现完不成作业而受到老师的批评。当时我却认为学习好坏无关紧要，因为那是常人的事情，只要把“大法”修好，我的女儿会得到常人所得不到的更大的好处。所以，我把女儿当修炼人看待，对她的学习好坏不管不问，只要求她不能放弃修炼大法。
1999年7月，也就是我刚练功一整年，国家就开始取缔了法轮功。可我一心想“圆满成佛”，哪管他取缔与否，根本不屑一顾，国家的法律在我的头脑中根本不能跟“宇宙大法”比，修炼的心丝毫没有动摇。不让出去练，我就在家带着我女儿偷着练。有一次，我读初中二年级的女儿回家告诉我，说学校要组织开展一次“反对邪教”的签名活动，她不知所措。我告诉她说，法轮大法是“正法”，这字不能签。后来，女儿在我的影响下，她直接向老师提出了拒绝签字的请求。虽然后来在老师的批评教育下，迫于压力，她违心的签了字，但因为她在这次全校的组织活动中的唯一举动，不但给学校带来了不好的影响，而且在她心中留下了阴影。从此她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来，恐慌占据了她的心，逃避成了一种习惯，时时处处封闭自己，不爱跳、不爱跑、不爱闹了，集体活动能不参加就不参加，别人说她好，她也这样，别人说她坏、骂她，她也表现得无所谓，她的性格越来越孤僻、内向。
2003年4月，单位和亲人为了挽救我，把我送到心理矫治中心让我接受心理辅导。可我没有珍惜这次改过自新的好机会，而是一意孤行，一进中心就想：让我放弃法轮功，绝不可能。我心里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上刀山下火海我也要闯过去。在中心里，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我视生命如儿戏，不但大吵大闹，还以绝食抗争。单位领导亲自来劝说我吃饭，根本听不进去。父母、兄弟姐妹都心疼地为我流泪，都力劝我彻底放下法轮功。而放下亲情的我像个冷血动物，无动于衷。大家很不理解，说我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没有人情味了呢！中心怕我出现危险，为保障我的安全，决定先让我回家，等我情绪稳定后，再接受治疗。
2003年7月份，我为了实现自己发下的誓言并逃避心理矫治，毅然离家出走，从此踏上了不归路。同其他法轮功人员一起，租用房屋，购置设备，上传、下载法轮功资料等。
刚上高中的女儿，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让她的精神几乎到了要崩溃的边缘。她的学习积极性受到重挫，根本没心情学习。这时她多么需要亲人的帮助呀！女儿这时想到的是“师父”的“经文”，要“排除干扰”，认真读《转法轮》，从“学法”中找原因。特别是明慧网上一些母女俩“证实法”的故事，突然让我女儿悟到了“大法给了她这么多好处，而她对大法付出的太少，她对不起师父，应该为大法做事”。女儿竟然放弃高中学业，追随我一起宣传“大法”。直到2006年4月下旬，我和女儿在一次法轮功的违法活动中被公安部门抓获后，我和女儿才在反邪教志愿者的帮助下，得以摆脱法轮功的精神控制，重获新生。
回想痴迷法轮功的这八年时光，我好荒唐。在我自己糊涂的同时，也葬送了我女儿的花样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