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轮功最吸引我的，就是《转法轮》中承诺的“修炼法轮功能包治百病”、“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我觉得按照书中要求的“真、善、忍”标准做“好人”没错，觉得法轮功是与众不同的“好功”。也许是心理作用，练习了几个月我感觉到身体大有好转，我暗自庆幸，越发坚定了我继续练下去的想法，在法轮功所宣传的“消业”、“上层次”、“圆满”等理论引导下，拒绝接受外界的一切事物。亲朋好友的劝说，我什么也听不进去依然我行我素。
我所有的言行严格按照“法轮大法”要求的去做，我每天都要问自己还有哪些“名、利、情”没有放下？是不是符合“真、善、忍”？比如：邻里之间、同事之间、上下级之间等问题，我都能做到心态平和去对待，生活上做到一定程度的清心寡欲，时间一长身体有了明显的变化，脸色由灰暗转向亮润。同修们一见面就说：“韩瑞平现在面色红润，真让人羡慕呀！”每当这时我更加深了对大法的信赖，对师父李洪志的感情更加深了，内心油然升起一种为捍卫“大法”，不惜牺牲自己一切的“荒唐”念头。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了法轮功，说法轮功是邪教。是放弃还是继续？相信政府还是相信师父？当时已经练法轮功近三年的我，内心矛盾极了，中间停了两个月没练。与我常在一起修炼的苗大姐知道我的情况后，专程到我家拜访并严肃地对我说：“你怎么能说不练就不练了呢？师父说了，既然学法、练功就一定要坚持到底，如果半途而废，后果会很严重，师父就会惩罚你！再说法轮功弘扬的是‘真、善、忍’，又教导人一心向善，做‘好人’，对社会有什么不好？一定是政府搞错了，迟早会给我们平反的……”在同修苗大姐的煽动蛊惑下，我内心的天平又一次失衡，我怕因为终止练功而受到惩罚，更怕李洪志说的“报应”、“形神全灭”的事，会殃及我的家人。于是在1999年9月，我又重新练起了法轮功。
2000年春节期间，在苗大姐的家里，我会见了秘密来我们舞阳串联的法轮功骨干分子钟杰。钟杰手中拿着师父的经文，鼓动我们要“去掉最后的执著”、“勇敢地走出去”，向政府讲明“真相”，只有以实际行动“弘法”、“护法”，为大法做出牺牲，才能最终“飞升”，实现“圆满”。他还说：“师父的‘法身’无处不在，我们走出去时肯定会得到师父‘法身’保护的，不会出事。”钟杰的煽动，引起了我思想上的强烈共鸣。因为李洪志多次讲过，“要想‘圆满’，必须通过一次‘毕业’考试，而这次考试对每个弟子来讲都是‘生与死’的考验”。我想：我是大法的一员，有责任去维护大法，向政府讲清“真相”，“助师世间行”，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应尽我的一份心。以前见到去北京上访的“功友”，认为他们真了不起，为他们自豪，为自己错失“圆满”的机会而懊悔不已。现在机会终于来了，再不走出去就没有机会了。回到家中，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积极联系同修苗某和范某，得到她们的积极响应，我们筹钱印制了一些宣传单和标语，购买了一些“师父”的像章，准备到天安门广场向政府讲明“真相”，以实际行动，为实现自己的“圆满”梦想，搞一次隆重的“毕业考试”。
2月17日，我们一行三人踏上了进京的列车。为一个虚无缥缈的幻梦，我彻底放弃了自己做人的信条，“勇敢”地走出来了。李洪志说过：我的法身无处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我们坚信李洪志的“法身”会保护我们，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由于我们带的包裹太多，神情又鬼鬼祟祟，谁料到刚一下火车，就被车站值班巡逻民警发现，查验了我们的身份证，我一边看着民警，一边在心里不停地祈祷：“师父啊，你说你有无数的‘法身’随时随地都能保护我们，现在让这个警察赶快走开吧！”可是，民警不但没走，反而让我们把包打开，还发现了我们准备到天安门广场散发的传单100多张和“师父”的像章20枚，还有“法轮大法好”、“师父是宇宙真神”等标语4幅。我一边按民警的要求做，一边仍在心里不停地祈祷：“师父啊，你说你有无数的‘法身’随时随地都能保护我们，现在你的弟子们落难了，赶快救救我们吧！”然而，师父的“法身”始终没有出现。
后来，我曾无数地问自己：“师父为什么丢下我们不管？这到底是怎么了？”后来在领导和帮教人员的关爱下，大量的血淋淋、铁的事实，让我真正认清了法轮功的邪教本质，彻底看清了李洪志的丑恶嘴脸，什么“业力说”、“层次说”、“圆满说”完全是一套骗人的伎俩，李洪志胡吹自己是“宇宙主佛”，有无数“法身”可以保护每一个练功者，我们进京“讲真相”的事实表明，李洪志根本没有“法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