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昌杰，今年47岁，河北省大城县人，县交警大队干部。因为法轮功的出现，让我走了一段人生弯路。

　　1997年初，一个偶然机会，我去保定市办事，在保定工作的一个高中同学向我介绍并塞给我一本《转法轮》，我被书中所宣扬的“真善忍”所诱惑，开始修炼法轮功。

　　为了更快提高层次，我每天早上练动作，晚上看书打坐从不间断，学法到深夜，随着练功、特别是“学法”的深入，我一步步被李洪志的精神控制所套牢，被书中教导的“修炼要专一”、“不二法门”所迷惑，把自己全封闭起来。脑海中除了法轮功歪理邪说再也接受不了任何其他信息，一心想圆满，飞升天国，想象自己走在“金碧辉煌的天国路上”、幻想传说中无比美妙的神仙生活。

　　起初，大城县共有3个练功点，我经常到练功点与同修交流经验。1997年7月份，廊坊市法轮功辅导站负责人于喜瑞到大城了解法轮功情况，准备筹建大城法轮功辅导站，通过交流和其他同修推荐，由我担任辅导站站长。

　　担任辅导站站长后，我感觉自己责任更大了，一心扑在法轮功上，再没心思上班，经常借机开小差。不管工作多忙，只要为了法轮功，搁下就去；对家务事更是漠不关心，经常放下碗筷就走，为弘法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几天几夜都不回家，四处发展新学员，建立练功点，先后在大城县臧屯乡苏庄，权村镇权村，南赵扶镇冯庄、缴交河村，旺村镇王王文村，大尚屯镇冯张街，平舒镇八方村，北魏乡邱庄村建立了练功点，法轮功队伍也不断壮大起来。

　　其中，有北魏乡邱庄村一个同修由于痴迷程度太深，有一天，他不断用榔头凿自己的头部，而我们不但没有进行阻拦，而是错误的认为其是在长层次。当时又一个可笑的想法是，自己修炼这么长时间，还不如他修炼时间短的悟性高、心性高，现在想起来，真是愚昧至极。

　　1999年，何祚庥院士在《青少年科技博览》一书中刊发了《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法轮功》一文，引发了“4.23”静坐事件。加上李洪志频繁发表经文，他在经文中写到：“法不讲明，你们就不动，讲明了才动，甚至反方向动，我不承认这是修炼。关键时刻，我让你决裂人时，你们却不跟我走，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当然做一个好人是可以的，但是路是你们自己选择的”、“每一次重大事情，都圆满一批弟子”、“你要执着于圆满成佛，你还要放弃这种心，你要为大法的千秋万代而正法”。现在看来，这是赤裸裸的煽动和教唆，为我以及其他大法弟子外出“弘法”、触犯国家法律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1999年4月24日晚，收到廊坊总站的“指示”：“天津有四十多名同修被抓了，明天到北京中南海，去为法轮功讨一个说法，这是对我们最后的考验，告诉人们这是自愿的，但是必须通知人们这是最后达到‘圆满’的机会”，就这样，我召集大城法轮功辅导站几个负责人，连夜通知并组织大城县67名法轮功练习者于4月25日早一同到了北京。进站后，我们被等候在车站的“接站人”带到了中南海北门广场。

　　到达后，当时大概8点多，已聚集了一些人，后来，全国各地的法轮功人员陆续从四面八方赶来，越聚越多，当时听旁边的同修说我们这次来主要有三项请求：一是释放天津被抓的法轮功学员；二是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三是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现在前面有代表和中央领导人谈话，等着吧。

　　一直到晚上9点多，前面传过来话说，已经和中央的人谈妥了，你们回去吧！就这样，我们连夜回到大城。

　　第二天，单位领导和同事知道我进京的事情后，找到我，与我谈心，交流感情，我也无动于衷。妻子也苦口婆心地劝阻，我一点也听不进去，仍然执迷不悟；年迈的父母从农村来到县城含泪进行规劝，我却一幅铁石心肠，没有丝毫的触动。由于多次做工作无效，单位停止了我的工作。即使这样，我坚持法轮功的立场没有动摇，却把它当成一次上层次的洗礼和考验。

　　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后，我思想转不过弯来，加上李洪志通过明慧网频繁发表“走向圆满”、“严肃的教诲”、“理性”、“去掉最后的执着”等经文，让大法弟子“顶着压力走出去，证实大法弟子是伟大的”、“顶着压力走向天安门，师傅告诉你们了不起”，受其蛊惑和驱使，我和几个同修筹资购买了复印机，复印法轮功宣传资料，在县城及农村散发，宣传法轮大法的好处，张贴印刷标语挂横幅，为法轮功鸣冤叫屈，做了不少扰乱社会的事情。

　　最后，在反邪教志愿者的不断帮助下，让我对法轮功邪教组织的本质及危害有了深刻的认识，让我彻底看出李洪志所鼓吹的“真善忍”的极端虚伪性，认清了法轮功问题的本质。

　　摆脱了李洪志精神的束缚后，我重新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为了挽救一个个深陷邪教法轮功的兄弟姐妹，我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去现身说法，使他们最终回归到正常社会生活中来。我的生活也重现阳光和快乐。单位恢复了我的工作，我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努力工作，并多次受到表彰和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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