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冯涛，今年52岁，家住河北省南宫市精强小区。1999年4月25日，作为辅导员，我曾亲自组织、参与了“4·25”围攻中南海事件。

　　因胃溃疡病折磨我多年，看了很多地方也没有痊愈，1996年我抱着祛病健身的目的开始练习法轮功。由于当年我在练功点上是年富力强的热心人，被当时南宫市的辅导员未景文、季书文等人看上，他们对我说因为你年轻，今后你要为大法弟子多做些事，有事就组织一下，当时我没有多想便一口答应了下来，就这样我就做起了辅导员的工作。

　　做了辅导员以后我经常组织我们练功点的一些法轮功练习人员一起练功，他们练功的时候我还帮助他们纠正练功动作，尤其对于一些初学者我们几个辅导员都格外关照；不定期组织练功点的人员开法会、学经文；我有时还帮当地一些练功人员到外地购买法轮功书籍、录像带；为了把练功点组织好，我自己搭钱购买了录音机、干电池等物品用于播放练功音乐，那个时候觉得只要自己付出了，师父都能看到。

　　记得1999年4月24日下午，我们几个辅导员在季书文家里开“法会”，谈修炼体会，商议如何弘法、发展新学员的事。大约4、5点钟，季书文家里的电话铃响了，季书文接完电话，急忙跑到我们面前，告诉我们电话是邢台打来的，说天津抓了一批法轮功学员，几经交涉，天津市委不放人，北京法轮研究会，通知我们，明天早晨八点钟以前到天安门集合，一起到北京去请求中央出面给解决问题，去的人数不限。就这样我们几个辅导员就分头通知自己负责的各练功点人员，我一口气跑了十几户人家，挨家挨户登门的通知。通知完后我们几个辅导员就到季书文家集合、碰头，初步统计了一下，一共有20多个人要去北京。经过商量我们就让未景文到南宫市车站租了一辆20多座的公交车，在24日晚上11点多钟出发了，同时我们每个人还带了一天的干粮、咸菜和水。

　　4月25日早上5点钟我们到了北京的永定门车站，由于我们租来的汽车不能进市，我们二十几个人便准备从永定门转乘北京的公交车去天安门。可是当我们刚从公交车上下来，就有一个50多岁的女人，操着北京口音问我们是不是大法弟子，从哪里来，来干什么。我们就跟他说说我们是河北南宫的，是来上访的法轮功学员。

　　当时这个老大姐就交待我们如果有人问你们是什么人，干什么来了。你们就说是练功的，是修炼“真善忍”的，是为了要宽松的修炼环境来了，其它的什么也不要说。随后她还给我们指引了去府右街的行动路线，并嘱咐了我们一些注意秩序之类的事项。于是我们就按她给我们指引的路线一路向西来到了府右街，来到府右街我看到已经来了许多从各地赶来的人员，于是我们就在府右街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站在那里。我到四周一看，还有一个老太太席地而坐，盘起了腿练起了动作，我想他们应该和我一样都是来北京“请愿”的，这时还有一些人员来回走动，帮助大家整理队形，告诉别人要注意队形等等。站着累了我就随便找个地方蹲一会，然后继续回到自己的位置站着。站着、站着就到了中午，我们南宫来的人就吃自己带来的干粮、咸菜，可是我们谁也不知道这件“请愿”活动什么时候结束，只好干等着。

　　下午4、5点钟的时候，北京市委出动了广播车，一直播放着劝大家回家的广播。我听到广播后，考虑到明天（1999年4月26日）自己还要上班，就和季书文等几个辅导员商量要不要回去。他们几个也考虑到北京到自己家还有几百里的路程，太晚了开车走夜路不安全，于是我们又乘市内公交车到永定门，坐来时的车回家了。从府右街出来的时候我看到有许多人还在排着队“声援”、“等说法”，队形老长都排到了西单附近。晚上我回到家从电视的报道上了解，那一天一共去了上万人，严重地扰乱了社会秩序，影响了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在国际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李洪志声称法轮功没有组织，实行松散管理，一些法轮功的骨干也多次声称：“我们没有组织，是人传人，心传心”。可是现在想想我们参与“4·25”这件事的全过程，邢台辅导站通过电话通知了我们南宫的辅导员集合的时间、地点，我们几个辅导员又挨家挨户的去通知各自辅导站的人员，并在规定时间来到规定地点，到北京后还有“热心”大姐指路，这难道都是巧合吗？这一切恰恰证明了“4·25”时间就是一次有预谋、有组织的向党中央施压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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