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童秀芬，出生于1965年7月31日，高中文化，现居住在招远市齐山镇北寨子村。曾是一位在村里有着“贤妻良母”之称的好媳妇，家庭经济状况在我们夫妻的辛勤操劳下蒸蒸日上，夫妻恩爱，婆媳和谐，从小对儿子深爱有加，并立下将儿子教育成才的誓言。然而随着法轮功传到了我们村后，这一切都开始发生了变化。

　　1996年，法轮功传到了我们村，看到很多村民都踊跃地参与了法轮功的修炼，我也顺着大流，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开始了以强身健体为目的的修炼，于是我们村很快就成立了一个人数众多的村级练功小组，上面还有层层组织进行管理。由于当时我们一时贪婪、愚昧、无知，被李洪志用“天国世界”的诱饵吊着走。“开天目”、“净化身体”、“圆满”、“白日飞升”……一步一步把我们推上了一条与自然规律相悖的绝路。

　　为了“去情”，我与亲人的关系渐渐疏远，和丈夫之间无话可说，孩子的功课也不管了，认为学习好不好是命中注定的，不必刻意追求，所以对儿子的学习不再关心，而是将大部分时间放在学法、练功上，家务活尽量少做，甚至不做。别的事可以耽误，惟独学法、练功绝不能放松。

　　1999年，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后。我当时岂止是想不通，简直是愤愤不平。我按李洪志“师父”的要求，一次次地到北京“护法”，在街上发传单、贴资料。我自认为是在干“最神圣的事”，是在“维护大法”。我不在家，孩子的衣服脏了没人洗。冬天，他的棉鞋湿了，自己放在炉子上烤，由于孩子小，根本没经验，把一双好端端的棉鞋给烤糊了，家里没钱买新的给他，我也不经常在家，他拿到奶奶家补上的。后来又烫糊了两双棉鞋垫，我都没能帮他补。早上他爸不愿做饭，只能草草地泡包方便面或泡个桃酥吃，时间长了，孩子不愿吃，只能饿着肚子上学。午饭，孩子一般从家里带，学校的饭菜太贵，孩子舍不得吃。孩子在长身体的时候吃不好，睡不好，瘦得像麻杆，谁见了都说他太可怜了，可我这个当母亲的，当时却没有表现出一点母爱，给孩子幼小的心灵造成了深深的伤害。

　　期间，反邪教志愿者曾两次到我家劝我不要再练了。我根本听不进去，丈夫打了我，甚至拿起菜刀吓唬我，希望能打醒我，但我并没有改变，仍然经常外出“弘法”、“讲真相”。丈夫经常说我：“你看你还有个人样吗？你还有点人味吗？没有我干活、挣钱，你喝西北风去吧！”在丈夫的心目中，我已经死了。他阻止不了我练功，只能是无奈的放弃，他也曾多次提出离婚，可是孩子太小，他又怕伤害了孩子，只能把痛苦埋在心里，跟我凑合过着这种冷漠无情的家庭生活。

　　后来我还把李洪志的歪理邪说不断地灌输给孩子，使他也受到了毒害。有一回，他天真地问我：妈妈，你修圆满走了，我怎么办呢？没有人管我了。当时，我无言以对，还痴迷地想：师父会做安排的。现在想来，我真是太愚蠢了，太自私了，太狠心了。

　　2000年3月，在练功的时候出现精神恍惚，当时感觉自己该“圆满”了，并已经能飘起来了。于是，我就从二楼纵身一跳。可是，我的脊柱当场被摔断，当时疼痛之余，我也很迷茫：“是我修炼不到家、层次不够吗？还是？”

　　我的身体残疾后，牵动了太多人的心，很多人来照顾我，劝我到医院治疗。但是，当时的我并不领情，仍执迷不悟的认为这是“大法”在考验我，一定要按“师父”的话去做，不能就医，那些点滴、药品都是肮脏的东西，一旦接受治疗，我的功业就前功尽弃。执迷不悟的我，坚持不治。结果后来脊柱弯曲，走路上身不直，不能干体力活。

　　我为了上“天国”，冷酷抛下亲人不管，而我的亲人却没有和我一样，他们用爱心对待我，感化我。婆婆特意炖排骨汤给我喝，丈夫给我洗衣做饭。为了让我去医院治病，二哥从城里雇了辆车，怕说服不了我，特意叫来父亲劝我去医院检查，而我却执意不肯。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二哥和父亲含着泪水强行将我抬到了医院。县医院的医生对我做了CT检查后，说：“没法治了。”丈夫又筹钱让我去济南的大医院去治，弟弟领着我转了几家医院，医生都说：“太晚了，动手术治疗希望也不大。”

　　事实面前，我终于明白了自己是上当受骗了，但我以身体终身残疾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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