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梅香涵，今年42岁，我的家在山东聊城秀丽的东昌湖畔。1993年，我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电厂上班。我和厂里的一个小伙子双双坠入爱河，最后步入婚姻殿堂，次年有了个宝贝女儿，生活过的平凡而快乐着。

　　1997年3月初，春暖乍寒。我得了感冒，不是很重，有点流鼻涕。家里的常备药让我吃完了。丈夫劝我再去买点，于是我去药店买药。路上遇见了同事王某，当她知道我的情况后，劝我不要买药，说法轮功能治病，还说：“病是业力造成的，只有‘消业’才能彻底根除病。”我听得似懂非懂，甚至感觉有点可笑。她不管三七二十一拉我去了一个靠近公园的地方，那里有许多人在练法轮功。她指着那些人说：“难道只有你聪明，他们都是傻子吗？你看到那个大爷没有，原来是‘老寒腿’（关节炎），自从练了法轮功，他的腿没有一点事了，他旁边的大娘腰腿疼，现在也好了，练吧，姐姐我不会害你的，而且‘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有病还不用吃药打针。”

　　我心里想，反正没什么事，凑个热闹，跟着他们练练也无妨。后来在那位大姐的带领下，不知不觉中我接连去了那个地方练了好几次。奇怪的是感冒真的好了，我就认定法轮功治好了我的感冒，于是我开始相信那位大姐的话都是真的，心里也十分感谢那位大姐让我找到一个治病的好功法。自此，我开始迷上了法轮功。此后我除了练功，还专研李洪志的《转法轮》，并逐渐被《转法轮》里“真、善、忍”和“做好人论”的歪理所迷惑；不由自主地被李洪志所谓的“上层次”、“成仙成佛”和“圆满”等所控制，一心想着“长功”，梦想早日“圆满”；被“形神全灭”所恐吓，对法轮功不敢有半点不敬，害怕“业力”和“灾难”再回到自己身上；被李洪志的“法身”所笼罩，不敢有丝毫“偷懒”，怕师父发现，起早贪黑，日夜练功。

　　渐渐地，我在法轮功的泥潭里越陷越深，不能自拔，甚至将《转法轮》中讲得“还有一个办法可以使人改变他的一生，这是唯一办法，就是这个人从此走上一条修炼之路”这句话作为自己在修炼路上“成仙成佛”、“最终圆满”的座右铭。

　　1998年我为了一心修炼法轮功，经常请假，耽误了许多工作，厂领导跟我做了一次语重心长地谈话：“你要把主要精力放到工作上来，不要因为你一个人没干好本职工作而拖累大家。”谈话后我依然我行我素，经常放下手头的工作去练功点练功。厂方没办法，也是为了顾全大局，把我从车间主任的岗位调到仓库管理员。由于我经常出去练功，在班上还要看《转法轮》书等，影响了众人的领货、存货，引起了大家的不满。后来我又被调到看车处。由于我练功，心不在焉，经常发生车子被盗的事情，于是大家又有情绪了。这次我没等领导调我工作，就辞职不干了，回家一心练功。

　　在家里家务活也不干，孩子也不管，亲戚也不走，除了功友外人一概不接触。丈夫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在多次劝说未果的情况下，跟我提出离婚，我爽快地答应了，我想这正成全了我练功。把孩子留给丈夫后，我干脆回娘家居住。娘家很清静，是个练功的好地方，平时就是母亲一人在家，父亲已去世，弟弟和弟媳在外地工作，一般节假日才回家看看。我母亲的身体不大好，一直吃着降压药。于是我就开始劝她和我一起练功，并要求母亲停止服药。半年下来，母亲也对法轮功渐渐痴迷，我们俩常常练功到深夜，一早又操练起来。不管刮风下雨都按时到练功点练功，我们期盼着早日“白日飞升”“得道圆满”。

　　1999年，元宵节刚过，弟弟和弟媳又回外地的工作单位了。我和母亲又能无拘无束地练功了，可是在一次练功中母亲突然一头栽在地上，不省人事，我没有在意，认为是母亲“圆满”的时刻到了，师父把她带到“天国”去了。当时我心里还有些嫉妒，心想我练的比母亲早，我的层次应该比母亲高，怎么她先“圆满”呀，而我还没有丝毫“圆满”的迹象。正在此时，弟弟走进了家门。原来他在家期间，发现我们俩反常得举动，走时一再劝说我要好好照顾母亲，让她按时服药，我心里不同意，嘴上还是答应下来。弟弟走后还是不放心，他回来计划把母亲接到他那里住一段时间。他看到母亲倒在地上，立即背起母亲往医院送。经医生诊断，母亲是高血压性脑出血，因为耽误治疗已经死亡多时。弟弟把母亲的尸体带回家，我也无动于衷。当他拉开满是降压药的抽屉，打开满是《转法轮》书、磁带、李洪志画像等的柜子，再也控制不住愤怒的情绪，随即给我一耳光，说我简直就是个疯子，不让母亲服药，有病不去医院，并要和我断绝姐弟关系。随后还把法轮功资料一把火给烧了，当时我还冒着被烫伤的危险，冲上去从火中抢出了部分法轮功资料。

　　在母亲尸骨未寒之时，我连夜出走，来到陌生的地方，也不忘练功。身上带的钱很快花光了，为了生计，我就找地方打工，想一边打工，一边练功。此时的我已经颓废到极点，除了练功几乎什么也不会做了，除了念《转法轮》等经文，几乎什么也不会说了，快成了一个十足的废人。我换过十几家单位，做过保姆、干过清洁工、当过发单员，不过最后的结果都是被单位辞退。我干干停停，辞了再找，找了又被辞。有时候捡点废品变卖换点钱。最无助的时候就是沿街乞讨，睡在马路边、大桥下，饥渴难耐时就胡乱找点对付一下，不管脏净，有时候有些人送我点吃的，就这样我也时刻没有忘记修炼法轮功。

　　1999年9月，我精神恍惚，头重脚轻，病倒在马路边，失去知觉。当我醒来时已躺在医院里了，弟弟和弟媳在我身边。我看到弟弟嘴角颤动着，泪流满面，哽咽着说：“姐姐，你受苦了……”

　　原来弟弟一直在寻找我，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新闻画面，说有一个疯子、乞丐摸样的人病在马路边，被一路人发现，送到医院抢救，并付了医药费，没有留下姓名就走了。电视台在寻找这位“雷锋”，同时寻找病人的亲人。弟弟听到对病人的描述：穿着、打扮、身高、年龄、身上还携带一本有点烧焦的《转法轮》书等。他怀疑是我就来医院认一下，结果认出了我。

　　后来，反邪教志愿者知道我的情况后，亲自来弟弟家里开导我，并带我到心理矫治中心接受正规的治疗。经过帮教志愿者对我将近半年多地治疗，我终于彻底认识了法轮功的真实面目，可为此我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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