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贺敬，60岁，家住茂名市梅园新村11号，1996年11月，出于祛病健身的目的，经母亲介绍我开始习练法轮功。

　　1997年3月，我开始看《转法轮》。当看到《转法轮》用了一些道家术语，而且讲修“佛、道、神”，我感到很亲切，觉得是一本天书，同时被李洪志“目前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在做，正法难得”的说法吸引进而深陷其中。李洪志讲“一个人的大脑就像容器，脑里装的是什么就是什么。如果装的是大法，那么满脑都是法”，我想，如果一个人满脑都是大法不就是等同于宇宙大法了吗？于是我非常重视学法，为加深印象，我盘腿抄书，《转法轮》、《精进要旨》抄了三四遍，其他书籍和“经文”几乎抄遍了。除了上班，我剩余的时间全花在抄书抄“经文”上，日常生活中的事情也严格按照李洪志的“经文”来处理。1999年7月，国家取缔法轮功，我以为这是神佛的考验，所以仍坚持练习。

　　随着学法的深入，我觉得李洪志无所不能，对他的话言听计从，思维方式和是非观念不知不觉发生了转变。有一次寒流来了，在灯光夜市上，我看到一个婴儿一丝不挂躺在马路中间。我知道这是乞丐利用人们的同情心来发财，我很气愤很想管，但脑子里出现了李洪志“练功人要守德，常人的事由警察管”的话，于是就离开现场不再管婴儿的死活。第二天，有人告诉我前面有个一丝不挂的婴儿躺在板车上，我脑子里冒出的却是李洪志“我会利用常人的嘴点化你”的话，认为这是“法身”点化我去管这事，立即妥善处理了这件事。面对同样的事情，我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全凭李洪志的话来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丧失了正常的好与坏、对与错的是非理念，完全失去自我，在邪教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我有个妹妹，姐妹感情一直很好。妹妹身体不好，长期要吃药看病。我认为只有法轮功才能治她的病，所以十分希望她练法轮功，不管我怎么劝她都不听。我就以还钱来逼迫她，心想：断了看病的财路，她必然就会练法轮功，谁知道她竟然借高利贷还给我！这让我很气愤，经常为诱劝她练功而吵架。后来，我又劝妹妹“三退”，她仍然不听。为此，我讲了许多刻薄的话，说什么癌症的晚期，一把年纪没儿没女没工作图什么呀？只要身体好，管它什么办法呢，何况又不损耗什么！面对我的冷眼冷语，妹妹并没有怨我，仍然十分关心我。当她看到天气寒冷时就为我买御寒衣物，结果发生了车祸。对此我也有些许内疚，但仍然执迷不悟，觉得是自己“去情”不够彻底，还要花更多的时间在学法上。

　　受李洪志“在人民币上写‘法轮大法好’‘三退’”的蛊惑，我也做了一枚小小的“三退保命”的印章，用以加盖在人民币上“护法”。当时我脑中出现过这是强迫群众接受法轮功的想法，与“真善忍”的观念是背道而驰的，但立即就被否定了，认为要向内找，是怕心在作怪。为了清除这个念头，我决定在纸币上打印章。根据“明慧网”介绍的方法，我选择在零散的纸币上打印“三退保命”，这样既安全流通又快又广。每次花这类钱时，我心情特别紧张，像做贼一样心虚，专门找人多的摊档买东西，不是为了买东西去花钱，而是为了花钱去买东西。有时为了花钱，从城东到城西，从城南到城北，从市场到路边的小贩子，认为安全可靠才敢花钱。

　　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学法，我对丈夫、儿子不再关心，不闻不问，一有时间就学法练法，盘腿练功，家庭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为缓解这种状况，我决定以做好“三件事”来掩盖家庭矛盾，于是出去派发传单。丈夫非常着急，三番五次苦口婆心劝我，还动用朋友的力量甚至用我和他共同创业的美好时光来感化我，呼唤我回到现实幸福生活中来。我当时也认为这是一份珍贵的人间暖情，但毕竟是情，就马上调整心态克制自己的感情。面对我的冷漠，渐行渐远，丈夫彻底失望提出离婚。

　　按照李洪志的要求，法轮功学员要做好人尽量不离婚。为了改变我要法轮功不要丈夫的印象，我主动挽救婚姻，打电话给丈夫、跑到办公室找他。但丈夫心已寒，对我不再理睬。我表面装得很无奈，把这个事情告诉他的朋友求他们帮忙劝和，实质上是把责任推给丈夫。为了争取更多的同情，不给“大法”抹黑，弘扬“大法”。

　　我觉得可以利用乡下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于是每个月回乡下看望老人，借机大肆宣扬“法轮大法好”及如何遵守道德等。那时的我真是鬼迷心窍，认为与法轮功相比夫妻感情是次要的，反对离婚不是对夫妻感情的珍惜，更多是站在法轮功的基点上。丈夫说我言行虚伪，我可管不了那么多，你说你的，我做我的，我的目的是让人们讲法轮功好，希望拥有一个良好的修炼环境。那时的我，思维已经被李洪志的“经文”严重扭曲，进入疯狂的练功状态。

　　尽管我现在终于认清了邪教的危害，可是法轮功对我造成的伤害铭心刻骨，永远也无法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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