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边秀英，今年46岁，1988年毕业于淄博师专，原是山东省淄博市的一名高中政治课教师。我平时非常爱好文学、书法，对所教的《哲学常识》特别钟爱，所以业余时间经常读一些跟哲学相关的书籍，尤其对《周易》中讲的东西感到特别好奇，经常和我对象丁辊一起研究《周易》和“黄老思想”等。

　　我对象丁辊是在1996年下半年开始练习法轮功的。自从他练功后，耳闻目睹了他的思想和行动变化，他那练功时陶醉的心情和虔诚的神态，使我不禁心有所动。但传统的哲学思想又让我非常怀疑法轮功的神奇，我觉得法轮功讲得太夸张了，丁辊多次让我练习法轮功，我都没同意，因为我根本不相信法轮功吹嘘的神话。但有一件事让我开始接纳了法轮功，最终成了法轮功的俘虏。

　　那是1998年国庆前夕，一场大病降临到了我的头上。有一天我吃过午饭在家躺了一会准备去上课时，可怎么也起不来了，感觉浑身疼痛，像灌了铅一般四肢无力，头痛欲裂。婆婆急忙找人把我送到了附近的诊所进行治疗。我持续高烧到了39.8℃，医生忙着给我配药，给我开了5天的抗生素静脉滴注。在这生病的几天里，让我感受到了疾病带给人的痛苦是多么的可怕，我仿佛觉得自己已经了无生机，整个人虚脱到了极致。在诊所滴完第一批药，丈夫就把我接回了家。在家里，丈夫不紧不慢地让我躺下，在一旁默默地给我念《转法轮》，白天则又由婆婆领着医生来家里给我继续做抗生素静脉滴注。一个疗程的点滴打完了，可我的病情毫无起色，医生说要歇几天，再观察治疗。

　　我对象丁辊非常不接受医生的观点，把医生赶出了家门，自己则一个劲地给李洪志的画像嗑头，不停地念《转法轮》给我听，还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企求“师父”的“法身”来保佑我。说也奇怪，我的病居然在两天内奇迹般地好了起来。当时并不知道是这几天药物治疗的结果，反而认为是丈夫的诚心感动了李洪志，是法轮功救了我。一种重获新生的喜悦让我对法轮功另眼相看、对李洪志更是感恩戴德，我把丈夫丁辊也看作神人一般，更把一部《转法轮》看作是一部天书。

　　随着练功时间的推移，法轮功书籍我越看越多，此后便越来越相信李洪志书中讲的“上层次”、“圆满”等等内容，于是我的思想逐渐地被引入到了一个迷幻的境界。李洪志说：做人的真正目的是返本归真，回到“天国世界”，而要想返回“天国世界”去就只有修炼，放下世间的“名、利、情”。于是我的心开始变的冷漠起来，对老人、对孩子不再那么关心，对家庭也不再尽责，对其它事情也变得十分漠然。只要一有空闲就“学法”、练功，经常利用工作时间，读《转法轮》、“打坐练功”。回到家中我们二人更是反复切磋，相互参悟，相互交流，一起研究法轮功的法理，自此法轮功逐渐变成了我们工作生活中的唯一。

　　由于我们夫妻俩平时待人随和，很受学生们的爱戴，许多学生中午或晚上时间都会来我家玩，一则让我们辅导功课，二来也喜欢和我们进行感情交流。看着学生们用心学习功课的神情，我不由心里一动。我和我对象一琢磨，这么好的“大法”我们不应该自己独享，这“大法”比政治课的内容要好多了，应该把它教给自己心爱的学生，这样既能够“弘法”，也能帮助自己“上层次”。打定主意后，我便在上课的时候一有机会就偷偷给学生们讲有关法轮功的东西，教学生们一些简单的练功动作。在家里，就给学生看练功录相，听练功音乐。

　　为了不让学生出去说，我就对他们讲：老师现在教给你们的这些都是一些哲学思想和做人的道理，没必要让太多的人知道，这对你们以后的人生道路都会有很大帮助，虽然现在占用了一些学习时间，但将来会对你们有莫大好处的。当时，学生们因为高中的课程都很紧，一般很少有机会接触课本以外的东西，所以起初我们给他们讲法轮功时，那些玄幻的东西给了他们很大的吸引力，他们都很好奇，都很乐意听，而我也以为自己由此上升到了更高的“层次”。由于我们长时间给学生讲法轮功，以致耽误了功课，在以后的几次学校组织的模拟考试中，我班的学生考试成绩普遍下降很明显。为此，教务主任专门找我谈话，说你们夫妻俩在教政治上一直有独到之处，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这段时间是怎么回事呀？他让我尽快想办法提高学生成绩。而我们却想，成绩还能比“学法”、“弘法”更重要吗？再说，我们是在教学生如何“做好人”、“修心性”，比教那点课本上的死知识要好多了，我们根本没有把教务主任的话当一回事。

　　家长发现孩子的学习成绩有明显下降后，有些家长隐约也知道了一些情况，就不让自己的孩子往我们家跑，这样经常来家里的就只有小刘、小冯和丈夫所在班级的小周了，我认为他们对大法极有渊源，这正是向他们传授“大法”的大好时机。因此，我们经常对他们面传心授，单独给他们看一些法轮功的书，让他背“经文”、抄写《转法轮》，并说：“师父”的“法身”无处不在，只要你虔诚地“法学”，“师父”的“法身”就一定会保佑你高考考个好成绩的，这无疑给了他们很大的鼓动。

　　小周这学生很聪明，学东西特别快，当然学法轮功也不例外，没用多久，他就可以大篇幅地背诵《转法轮》了，而我班的小刘、小冯背书就稍慢些，我认为是丈夫学法轮功早，层次比我高的原因。我积极给小刘他们施压力，让他们挤出大量的时间背《转法轮》，练法轮功动作。1999年7月，小周参加高考，最后只得了430多分，连专科分数线都不够。过后小刘、小冯曾对我们提出疑问：那个同修周哥怎么没有考上大学呀，不是说“师父”能保佑我们上大学吗？可我们当时并不这么认为，反倒觉得帮小周引上了修炼之路。

　　1999年7月22日国家取缔法轮功，我在心里并不接受，认为这是个误会。于是我们仍在家继续看书、练功，甚至为法轮功鸣不平，还拿法轮功事件同“文化大革命”相提并论。家人极力苦劝，说我这样既影响家庭，影响孩子，也会害了学生，但我始终不以为然。2001年11月份，我在学校职称评聘会上，我竟然公开说：中国历来有修佛、修道的，法轮功是站在佛家角度修“真、善、忍”的，是没有错的。鉴于我们的表现和给学校带来的极坏的影响，学校及有关部门根据有关规定，认为我们已不适合做教师的工作，给我和丈夫调离了教师岗位，并做了记过处分。学校安排我看护琴房，打扫卫生，当时我心里很不情愿。我还经常向学生讲我的委屈，说这是学校在“迫害”我。

　　已经不能再上讲台给学生上课了，这让我非常失落，心里很难受，我也曾想过要脱离法轮功，做一个为人师表的好老师，但当时我想“圆满”的思想根本就放不下。我这种摇摆不定的思相受到了我对象丁辊的严厉指责，他责怪我对“师父”不真诚，是要遭到报应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认为这次自己没有过好“情”关，掉“层次”了，于是在自己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决定继续练习法轮功。为了弥补我对“师父”的愧欠，我觉得在家练还是不够，应该真正地走出去。于是，我一有机会就对同事、朋友说法轮功如何如何好，积极煽动其他法轮功练习者走出来闹事，以此来“证实大法”。

　　我的行为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学校的领导来到我们家给我做工作，谈话时校长问我们：“边老师、丁老师，你们还记得你们最喜欢的小周、小刘和小冯？你知道这些孩子现在在做什么吗？”最后校长把我们领到了一个矿山工地上，校长用手指着不远处一群正在装卸矿石的工人说：“你看看那个戴着眼镜、光着膀子，正在吃力把一筐石头搬上小推车的那个又黑又瘦人就是小周。”“这孩子因为跟你练法轮功才耽误学习的，他妈哭了好几天，没钱让他复读。现在只能以打工为生了，一月才不到200块钱。这可是当时咱学校公认的北大苗子啊。还有那个小刘、小冯，高中毕业后连个技校也没考上，感到没脸见人，背着父母只身外出流浪，最痛苦的还是他们的家人，找了他们快一年了，现在一点音讯都没有。”

　　听着校长的话，看着步履蹒跚地往返在工地上的小周，想着杳无音讯的小刘和小冯，我无法原谅自己。作为一名老师，我带给学生的除了一生的愧疚，还能有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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