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戴福昌，今年60岁，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人。1996年2月为了强身健体开始练习“法轮功”，1997年4月，“功友”给了我一本《转法轮》，我一夜就看完了，第二天小便，隐约看到尿液中有小颗粒状的东西，我惊喜万分，心想这会不会就是师父讲“黑色物质”呢？是不是“师父”在帮我消除“业力”呢？从此，我更加刻苦练功、虔诚学法。

　　1999年，国家取缔了法轮功，我想不通，便继续偷偷地练功学法。就这样到了2005年，我莫名其妙地患上了糖尿病，并且不断恶化，常常感到恶心头晕，妻子劝我去医院看看，而我却认为是自己“业力”未除，只要认真练功，病症很快就会消除。直到有一天突然晕倒，被家人送入医院查出血糖值高达29，酸中毒险些丧命，医院给我注射了胰岛素，病情才稳定下来。

　　此后几年里，病痛让我受尽苦楚，心头始终萦绕着一种找不到出路的感觉，像石头一样压得我喘不过气，于是便萌生了到美国去找“师父”的想法，一来可以找到“师父”帮我“消业”治病；二来听说在美国打工能赚钱，也想赚点钱养老。

　　于是，我托一位人脉很广的“同修”给我介绍一个美国的担保人。半个月后，他告诉我搞定了，一位身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功友”将为我提供担保。接下来，我以探亲为名办理签证，但第一次没有通过审核，我并不气馁，把这当作师父对我的考验，继续申请。2009年8月，签证终于办下来了，拿到手的一刻，我似乎看到师父在对我点头微笑。

　　2009年9月29日，抱着一定要找到师父的信念，揣着所有积蓄，还偷偷带上了胰岛素针剂，我终于来到了美国纽约。

　　刚下飞机的一刻，我激动得差点迈不动脚步——终于和师父站在了同一片土地上。

　　一个人背井离乡来到异国，英语也听不懂几句，没有什么技能，但我并不害怕，我坚信师父的“大神通”，只要找到他，不仅可以治好折磨已久的糖尿病，而且层次还能提高，为了这两样，我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谁知还没出关就碰到麻烦，美国边检拦着我不让走。好在一个中国留学生帮忙翻译，我才明白，按照规定，探亲签证必须预定返程机票，定好回国日期。留学生帮我求情，边检人员才在我护照上贴了一张“限期一个月”的条子，总算放行了。

　　初来乍到，我只能先到哥伦比亚大学找那位担保人，可到了学校几经查询，却发现压根没有此人，我顿时方寸大乱，不知如何是好，没头苍蝇似的在大学里乱转，正赶上阶梯礼堂的电视里在转播祖国60周年国庆的阅兵，我站在一旁直愣愣地看着，铿锵的进行曲和正步走的踢踏声仿佛敲在我心上，不知不觉流下了眼泪。夜深了，礼堂和自修室都要关门，无奈之下，我只好爬进校园里一辆报废吉普车里栖身，躺在车里我思绪万千：师父、功友、工作、治病，还有口袋里面不多的美元……

　　第二天，我找到一家华人的职业介绍所，交了30美元报名费。为了让自己更容易被“相中”，我隐瞒了已年近60，虚报45岁，希望尽快得到工作。等待回复的那几天里，我到处寻找美国的“大法弟子”，希望他们能帮助我。但遇到的“功友”却个个显得很冷漠。每次我把情况简单说明后，就请求到他们家中借宿两晚，还特意提出自己可以睡在睡袋里，只需提供客厅甚至储物间就行。然而，我实在没想到，这些最低的要求都屡遭拒绝，面对我几乎低声下气的恳求，竟也没有一个“功友”肯帮忙。

　　于是，我流落在街头。那时候，真的像被人兜头浇了一盆冰水，原本火热的心顿时凉了半截，同是“大法弟子”，他们怎么会如此冷漠？假如是我，那是万万不会拒绝的呀！难道这么多年的“真、善、忍”都白修了吗？无奈之下，我只能在地铁站、小巷子里度过了刚到美国的几个夜晚。

　　还好，这样颠沛的日子第5天终于结束了，中介安排我到一间“巴菲特”（自助餐厅）做洗碗工，食宿由老板提供。

　　洗碗是非常辛苦的工作。每天要干12小时，时薪2.5美元。在水池前站一整天，健康的人都累得够呛，何况我是带病之身，更加吃不消。但我不能放弃，我不断告诉自己：“师父离我这么近，他不会不管我的，他就快来了”，于是咬牙坚持。

　　就这样，呆了近一个月，又辗转打了几份工，最后是在林顿的一家咖啡馆，这里的月薪算算能达到2000美元了。经济上有了保障后，我更加急切地利用闲暇时间寻找“组织”，希望通过他们见到师父。几经周折，我终于找到了当地的法轮功负责人，当我说明想见“师父”的意图后，那位负责人一脸不耐烦的对我说：“我还没见过‘师父’呢，你那点‘层次’，凭什么想见就见呢？你应该先去街上发发资料、讲讲‘真相’，为‘大法’做点事。”我想也对，就答应去大街拐角和地铁出口分发《大纪元时报》。分发过程中，我顺便读了读，发现里面很多内容与国内情况全然不同。后来这位负责人又安排我到中国大使馆前示威。接到这项“任务”后的晚上，我辗转反侧一夜犹豫：我来美国，是为了见到“师父”，更好地修炼，摆脱病痛，可现在要做的事跟这些都没关系。第二天，我忐忑不安地前往大使馆，走到不足百米左右的地方时，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这地方到处是摄像头，肯定会被大使馆“盯牢”，万一“师父”没见着，以后回国可能会有麻烦，于是我就溜走了。

　　后来，我又找过当地几个负责人，但他们都热衷于反华宣传，更令我难过的是，在我散发《大纪元时报》时，看到被路人扔掉，甚至指责我们是邪教。在美国“法轮大法”也被说成是邪教，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

　　经过几天的实践，我得出了一个结论：靠“同修”找“师父”是行不通的。而此时我带去的胰岛素用得也差不多了，没有医生开的处方，没法在药店买胰岛素，而我身体情况已经很糟了，心里又是失望又是着急，感觉“师父”离我越来越远。

　　到美国的第四十八天，我倒下了，身体虚弱到完全吃不下东西，在两天两夜未进食之后，害怕出人命的咖啡厅老板发话叫我卷铺盖走人。

　　去哪呢，脑中突然闪过“师父”的经文《曼哈顿讲法》，就去曼哈顿吧，这是个“师父”曾讲过法的地方，也许他会感知到我的无助而出手相助。带着这最后一丝希望，我来到了曼哈顿。到那里时我整个人已经接近虚脱，顾不上挑拣便宜的旅馆，赶快住进了一家最近的华人小旅馆，每晚20美元。

　　在旅馆里，我昏昏沉沉，睡了醒，醒了睡，每次从恍惚中睁开眼睛，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师父”来了吗？不知盼了多少次，却次次失望。渐渐地，我心底已经明白，痛苦始终都是我一个人的，没有别人能感知，“师父”也不能，他是不会来了！两天两夜，我滴米未进，就连加钱托旅馆老板买来的白粥也喝不下去。有几个瞬间，我甚至感到自己已经死了，灵魂从身体中脱出，周身轻松畅快，像游荡在天上一般。

　　老板不希望我在旅馆内出事，要打急救电话送我去医院。我心里合计：在这里没有医保，费用一天至少50美元，我拼命挣来的血汗钱也不够几天花啊！眼见到了生死交关的地步，心想，美国之行看来是到头了，要活下去就只有回国。

　　旅馆老板帮我叫了出租车，直奔肯尼迪机场，看到中国国际航空的办票处，心里的酸楚顿时涌上来，竟不可遏制地嚎啕大哭，接待小姐急忙询问，等明白情况后，立刻为我办理了机票，安排了轮椅，由工作人员推着从VIP通道一路绿灯过安检登机，并叮嘱机上乘务人员对我特别照应。这时我的感激无法也无力言表，心里明白只有同胞才会如此关怀和体贴，并庆幸自己作出回国的决定是多么正确，不然只怕要命丧美国。

　　2009年11月20日，已五天滴米未进的我飞回了上海，53天寻找“师父”的美国之行终于结束，我的恶梦也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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