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张凌，今年48岁，滨州市博兴县兴福镇人。我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身体一直不好。1998年听别人说练法轮功能强身健体，就练起了功。起初，我对于《转法轮》中虚无缥缈的东西接受不了，但自己内心向往精神美好的生活，对李洪志的“真、善、忍”很有好感，慢慢地自己也被其“往高层次带人”、“摆脱人间的痛苦”、“消业”、“净化身体”、“天国世界”、“圆满”的言论一步步吸引，一步步被诱惑，直至身不由己，不能自拔。

　　1999年4月，当时法轮功反社会行为已经开始了，连续几天出现了天津静坐、围攻中南海事件。我的本能与良知使我感到，这样做是不对的，李洪志不是教我们修“真、善、忍”吗？怎么会与别人争高低，怎么会去围攻中南海呢？我觉得这些法轮功人员做得不对。但是不长时间，李洪志的“经文”下来了，他不但肯定围攻是正确的，而且指责去的人太少。我不相信李洪志能说这样的话，认为这肯定是假的经文，可后面紧接着几封持相同观点的“经文”证明了它们的真实性。这些“经文”鼓励学员要“正法”、“护法”，要为“正法”、“护法”舍身、舍命，只有这样才能检验出学员是不是真修，才能使真修上层次，才能“圆满”等等。看到这些“经文”后，我认同了李洪志的观点，认为以前我怀疑“经文”内容是自己层次不高的原因，今后得好好修炼。

　　现在想起来，当时的我已经没有了自己的主见，思想也被李洪志所左右。5月2日，来自北京、青岛的两个习练法轮功的大学生来到我县，当晚在县实验小学对面一处隐蔽的地点秘密给我们开会。这两个大学生把各地法轮功修炼者在北京“上访”的情况给我们说了，告诉我们国家对“法轮大法”不公，要求“大法弟子”到国家信访局反映情况以维护“大法”，参加者将在境界上提高很多。我心想，自己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提高境界的机会，好好表现，争取早日“圆满”。

　　第二天，我背着家人与另外5人一起来到北京。我们没有去国家信访局，而是躲在城郊一间又脏又小的屋子里。我心中又有疑问：不是去上访吗？为什么来到这么偏远的地方？见同修们行动一致，没什么异常反应，我也没多想什么。在这里每天都有传信接头的人，我听到他们说“要继续等人多了再行动”这样的话，就感觉到这不像是“上访”，而是像围攻中南海那样有组织地向政府“示威”。

　　起初的两天两夜里我们一直在等待着，都没有休息。由于长时间得不到休息，神经又高度紧张，患有心脏病的我心跳很快，呼吸急促，吃饭时连馒头都咽不下去。我纳闷：自己按照李洪志的要求“走出去”，层次应该提高了，为什么还要这么受折磨呢？我把自己的想法跟同修交谈，没想到这几个同修不但不问我身体如何，还责备我思想不坚定，对“大法”不真，说我“名、利、情”没放下。

　　后来，我身体实在撑不住了，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同修们没人照顾我、关心我，反而认为是李洪志在考验我，在给我“消业”。而此时的我不想参加这次“上访”活动了。同修们却说，不服从“法轮功”的集体行动，就是破坏“法”的魔，要受到惩罚，会“形神全灭”。这让我十分害怕，我怕李洪志会惩罚我，怕在我死后，李洪志不承认我是真修弟子。又过了几天，我身体越来越差，呼吸日渐艰难，加上疲惫、饥饿以及紧张甚至恐惧心理，我感觉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在身心备受折磨的过程中，我禁不住想起远方的丈夫、女儿，心想自己就这样走了，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其实，在我失踪后，丈夫找到了和我同去北京的人的家属，知道我的大体位置后来到了北京。在北京，丈夫历尽周折，终于打听到了我的消息，于5月8日找到了我。看到半躺在墙根上身体虚弱的我，丈夫立即将我送到医院，接受了紧急治疗。记得当时医生对我丈夫说，如果再迟几个小时，我很可能就没命了。

　　这次“弘法”后，我一边想为什么为难时“师父”没有出现，另一方面我也想，做好人的同修们在我生病的时候，也不照顾我，正好这时社会志愿者帮我解开了谜团，李洪志根本不是神佛，而同修们在李洪志“圆满成佛”的诱惑下，只顾自己“上层次”“圆满”，变得越来越自我、自私，哪能做好人呢？

　　我联想一下自己，不也是为了法轮功，偷偷离家出走、跟家人连个招呼都不打，害得家人到处寻找，这其实不很自私呢？冷静思考之后，我终于明白了自己走错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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