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封泉，今年45岁，原是淄川区的一名小学教师。   我的家乡坐落在淄川区东部山沟里的一个贫瘠的小山村。我从小的梦想就是走出大山，成为一名教师。终于，就在1981年7月，我如愿考上了淄博师范学校，成了村里第一个走出大山，吃上“皇粮”的人。这件轰动全村的大事，当时带给我的荣耀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

　　1984年7月毕业后，我作为品学兼优的高材生，被来学校考察的张校长看中，把我挑选到城关小学工作。面对自己从小就向往的讲台，我豪气万丈，暗下决心要在自己最向往的事业上大展身手，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于是，我把自己全部的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到了教学上，我普通话讲得标准，文学功底又扎实，加上工作尽心尽力，很快当上了班主任并负责教学生的语文课，我的敬业精神和横溢的才华令学生们无比崇敬，因而深得学生们的爱戴，我的生活可以用非常得意来形容。

　　然而正当我踌躇满志想在教育事业上有所建树的时候，无情的病痛却接二连三的侵袭着我。先是1986年的急性肾炎，接着就是1988年严重的十二指肠溃疡，病痛如影随形地跟着我，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从那以后，我开始接触一些气功，寻求能找到一种强身健体的功法，但这些功法丝毫没有给我的身体带来福音。

　　1997年国庆假期的一天晚上，我和我的爱人一起出去散步，走到福临门大酒店南边的广场时，看到一群人在那里活动。我们走过去打听了一下，才知道是在练法轮功，其中一位大姐很热心地凑过来跟我说：“这个功可‘神奇’了，不但能教人‘做好人’，有病还不用上医院，不用打针、吃药，如果练功的层次达到一定的境界了，还能为你清理身体，消除病业，达到无病无痛的境界，甚至‘成仙成佛’也不在话下。”听了这位大姐的话后，我当时兴奋不已，见到大姐拿给我的《转法轮》，我如获至宝，赶紧掏钱买了本《转法轮》，顺便还买了一盘练功磁带和一盘光牒。在听完那位大姐的详细讲解后，我迫不及待地赶回了家。

　　为了吃透书里的“精髓”，少走弯路，我和妻子商量，决定二人同时练功。一则人多智慧广，不明白的地方可以相互参悟；二则可以相互交流，取长补短。练功一段时间后，我便被书里“修心性”、“做好人”、“消业”、“祛病健身”等理论所吸引，李洪志的“业力说”和“失与得”，让我内心找到了依靠；“往高层次上带人”、“修炼圆满”和“白日飞升”让我兴奋不已。慢慢的我感到生活充满了希望，生活有了意义。

　　以后的日子里，我除了必要的教学课程，就是“学法”、练功，把所有心思都放在如何“祛病”、“长功”、“上层次”上。每月发了工资第一件事就是买练功用的资料。只要是有关法轮功的东西，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全买回家，更是视为珍宝，天天念、天天读、天天抄呀、写的。连吃饭都是简简单单，家务活能省则省，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学法练功上面。“师父”在书中写道：放下“名利情”、放下自私的心、舍弃多少就能得到多少、还能“长功”、提高“层次”。于是我们再也不管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一门心思投入到练功上。为在练功上相互较劲，我和妻子每天各自都要写一篇练功心得，相互交流，看谁的悟性好，看谁最终的功柱高。两年下来，我们的心得笔记装了满满一抽屉，成了我们家中的至宝。

　　1999年国家取缔法轮功后，我碍于自己老师的身份，为了给学生留个好印象，就没走出去“正法”，但仍在家偷偷的练功。这样过了一年，终于经不住李洪志“经文”里说的：“在家学，在家练，那是邪悟。”加上周围法轮功练习者的劝说，为了对得起“师父”，为了在最后的时刻不被落下。在2000年国庆期间我和妻子一道去了北京，为法轮功“讨说法”。这件事情后来被校领导知道了，但是学校领导并没有责怪我，并且向学生隐瞒了我的事情，让我继续教书并担任班主任。

　　这样平静的过了半年多的时间。2001年秋天的一个早晨，我突然感觉到咽喉部肿胀，好像有什么东西堵着，咽东西特别费劲，说话也变得非常吃力，当时觉得这是不是因为我这段时间练功不精进造成的呢，是“师父”在报复我、在惩罚我？一个怕心，让我心神不宁起来，为了在“师父”面前好好表现，为了让我的“病业”尽快“消掉”，于是我加大习练力度，日夜不停地“学法”、练功，用心的抄写《转法轮》，并和妻子一起背诵《转法轮》，每天给“师父”磕头跪拜，期望得到“师父”的宽恕，消除我的咽喉病痛。

　　但一切都无济于事，吞咽困难，说话吃力，说的话不多就头晕眼花，四肢无力，再加上病痛时不时的折腾着我。家人劝我去医院看病，屡次被我回绝。家人给我从药店里买的药，我也从未动过。在家人面前我始终认一个死理：法轮功能治病“消业”，看病只能让“病业”越积越多。就这样过了半年，由于我病情越来越严重，实在不能再胜任班主任和教语文课的工作了，最大的打击还是自己理想的破灭。记得我宣布不再给孩子们担任班主任，不再给他们上语文课时，同学们哭成了一片，我当时哭得比他们还伤心，最让我忘不掉的是孩子们把继任老师赶出了课堂，请求我给他们上最后一堂课。孩子们啊，你们知道老师心里是多么的感动，能站在这讲台上给你们讲课是老师一生的荣耀啊，老师心里是多么的不舍，又是多么的无奈啊！自此之后我变得心灰意冷，对生活失去了热情，人也变得沉默了。

　　就这样在病痛的折磨下，我艰难地度过了三年的时光，一本《转法轮》让我翻得都脱了页，练功磁带被我听断后接了又接，可我的咽喉病仍然不见好转，我的意志逐渐在消磨，但也不敢怀疑“师父”，怕会有更大的灾难在后面等着我。直到2005年11月，连续七、八天的高烧不退，咽部肿胀，到了水米不进、呼吸困难的程度。家人看情况不妙，马上强行将我送进淄川区医院，经过检查，诊断出是颈部囊肿，这时我的身体已经相当虚弱，幸亏及时手术，才转危为安。后来给我做手术的大夫对我说：“你这病怎么耽误这么久啊，如果发病初期就来治疗，半个月就能见好。”我一听就瘫倒在地，当时那个悔呀！

　　一个月后我恢复健康，并在社会志愿者们的帮助下，终于使我彻底走出了法轮功的阴影。可我从此无缘三尺讲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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