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张军，今年45岁，家住四川省米易县攀莲镇青皮村。我曾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父母都健在且身体健康，妻子勤劳贤惠，孩子聪慧，五口之家其乐融融。然而，自从我迷上法轮功后，这一切就发生了改变……

　　1997年7月的一天，我因肠胃不舒服到米易县城买药，在城里遇见了儿时的同学。多年不见，分外亲切，交谈中他向我介绍了法轮功。说法轮功是教人向“善”、“做好人”的。并说它不是一般的功法，练好它，不用看病吃药，就能祛病健身。还能去各种“执着心”进行“消业”，使心灵得到净化，上“层次”得“圆满”，修成“佛道神”。老同学还说我们今天有缘相聚在县城，把一本《转法轮》送给了我。

　　刚开始，我只是把它作为一种强身健体的功法，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来练习。由于有规律的运动，我的肠胃毛病还真的感觉有好转。文化不高的我就坚信了法轮功真能包治百病的说法，还向老同学请教如何修炼法轮功。后来，我看了《转法轮》后，对李洪志所说的“圆满飞升”特别感兴趣。“师父”说：“修炼的最终目的就是得道、圆满”，“真的圆满的那一天，是大法弟子白日飞升，全世界都可以看的到的”，这让我兴奋极了。我想只要好好练，自己就可以飞升到“极乐世界”去，那是多么美妙壮观的事啊！我把李洪志的每一句话都记在心里，言听计从，唯恐有一丝一毫的差错而不能“圆满”。

　　1998年初，我不顾家人的反对，用家里多年种地攒的留给孩子以后读大学用的一万多元钱，全部用于购买了录音机、影碟机、法轮功磁带、法轮功书籍等，虔诚地我还把李洪志画像挂在墙上早晚膜拜。还按照李洪志说的“修炼者要以弘扬大法为已任”，四处游说习练法轮功。经常以自己修炼法轮功后胃病给治好的事添油加醋地大加渲染（其实，胃病根本没有好，只是心理作用，感觉好了）。

　　由于我心中只有法轮功，家里的事从不过问，父母、妻子和孩子不练是常人，下田种地、洗衣做饭那都是常人做的事。家人、亲戚朋友见我太痴迷，纷纷劝我，但我就是听不进去，依旧我行我素，还向他们宣传法轮功如何如何的好，“做好人”有什么错呢？

　　1999年7月法轮功被国家取缔。我想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让练了呢？心里实在想不通，肯定是个别领导对法轮功不了解。为了“消业”、“上层次”、“圆满”，我在功友的撺掇下，我白天偷偷参加了攀莲镇法轮功组织的地下集体练功。我认为，只要参加这样大型的“护法”活动，“师父”就会先“度”我“圆满”。 晚上按照李洪志“所有大法弟子要走出来‘讲真相’”的指示，组织几个同修出去张贴、散发法轮功标语、传单。我认为，只有听“师父”的话，挺身而出，“走出去”讲清“真相”的人，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每当想到通过做大量有关法轮功的事，就会很快“圆满”，一想到这我的心情就特别愉快，也更加希望有机会多参加这样的活动。

　　2000年2月1日，我看到了功友给我的“师父”的“经文”《正法修炼走向圆满》。“师父”在“经文”中说：“目前已到法正人间的关键时刻”，要我们国内的法轮功弟子们到天安门广场去完成“最后圆满”的修炼。为了能赶上这“最后圆满”的末班车，我当即串联了几个功友，坐了2天2夜的火车，下车后直奔天安门广场。那时，在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生怕赶不上，让最后的“圆满”失去了。结果可想而知，天安门广场的警察拦截了我，我和功友被送回了米易。那时，虽然被送回来了，我还是认为自己又上了一个“层次”，并经受住了“师父”的考验。

　　又过了几个月后，我为了再次证实自己不是“师父”所说的“那些躲在家里所谓学法的人”，也怕自己真的像“师父”所说“那些怕出来证实法的也就永远失去机会了”，我又决定，要“走出去”再次进京。因为“师父”承诺：“无论他们被关押或为坚修大法而失去人的生命，他们都是圆满。”2000年9月26日，我再次伙同功友到北京天安门“护法”，结果我又一次被遣送回米易。

　　回到家里，女儿和妻子见了我都流下了眼泪，父母也气病了。女儿哭着喊：“爸爸不要走了！爸爸不要再出去了。”妻子也含着眼泪劝我道：“看在孩子的份上，看在年老的父母面上，你以后就不要再练了，这个家再也经不起你折腾了啊！”但我坚信自己快“圆满”了，绝不能半途而废，绝不能和常人一样，一定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去执著”。

　　2000年12月11日，我在攀莲镇水塘村功友刘某的果园里组织秘密聚会，并决定12月14日晚在全县范围内张贴法轮功传单。在会上我还给功友打气说：“大家晚上11点开始行动，‘圆满’在即，有‘师父’的‘法身’保护，警察抓不到我们。”然而，那天晚上，我和两个同修在张贴法轮功传单的时候遇见了巡逻警察，两个同修被逮个正着，我趁机逃走连夜踏上前往昆明的火车。因走得急，身上就带了300多块钱，我经常睡在立交桥下，蚊虫叮咬，但我还是继续坚持练功。由于没有生活来源，我每天吃饭只能吃两三个馒头，坚持了二十多天就身无分文了。不得已，我去找工作，但因文化不高，又什么都不会，干两天自己无法干下去了，没有办法只好靠捡垃圾为生。

　　2001年7月10日，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给家里打了电话。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家里的情况一切都很好，还告诉我当时被抓的两个功友经教育后第二天就回家了。这个消息让我松了一口气功。于是，我决定回家。很快，我的父亲和攀莲镇的反邪教志愿者就把我接回了家。父亲见到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我时失声痛哭，“儿啊！你不能再听李洪志的，他的法轮功是骗人的啊！”

　　是啊，我也困惑！我为之契而不舍，执着追求的“圆满飞升”之路就是食不果腹！蚊虫叮咬！“师父”啊！你不是说你是万能的“救世主”吗？你不是说有无数“法身”保护着弟子吗？你不是说“我喊你们一声都到‘法轮世界’去了”吗？为何我饥寒交迫的流落他乡半年多，你就不发一发慈悲救我一下，让我“圆满飞升”呢！

　　家人见我还在痛苦地挣扎。他们找来了县反邪教志愿者，同我共同学习相关知识，向我讲述人生哲理，科学强身的道理，帮助我分析李洪志的法轮功是如何用“消业”、“上层次”、“圆满”的歪理，一步步引诱我们步入他设下的邪教陷阱的，并对我进行了心理矫治。通过一段时间的自我反思和心理咨询及心理矫治，我逐渐从法轮功歪理邪说扭曲的思维中回归到了理性，并认清了法轮功的邪教本质。

　　原来，从治病到“圆满”的诱惑，让我钻进了李洪志设计好的圈套中。“圆满飞升”差点让我沦为李洪志的殉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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