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杨芳珍，女，1950年出生，我的丈夫叫易傅生、1946年4月出生，家住湖南省洪江市洗马乡中段村四组。膝下有一对儿女，虽然我家在村里算不上富裕家庭，但一家人的辛勤劳作还是将日子打理的井井有条。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本来可以享享清福、安度晚年，但法轮功却使我与丈夫过早地阴阳两隔，回想起那几年，真像是做了一场噩梦。

　　1997年法轮功传入我们村子，说是练了这种功可以不用打针、吃药，身上的病就会好。那时候我有腰椎间盘突出致使腿脚疼痛，丈夫患有高血压，长期吃药。我们看到村上练的人越来越多，我和丈夫也就抱着祛病强身的目的加入了练功队伍。

　　一天，传功的范姐召集大家上课，让我们每人买了一本《转法轮》。讲课中我们知道了“消业”、“开天目”等内容，还说法轮功是“往高层次上带人的”，练功可让“全家人和周围的人都受益”。我俩觉得只要让全家人过好日子，我们修炼法轮功就有劲头。为了使修炼达到书上讲得那样，我与丈夫之后就把儿女们买的一些药品丢到了一旁，早晚潜心修炼法轮功，追求“上层次”，渴望“得圆满”。由于丈夫“勤奋好学”、“悟性高”，第二年就被任命为乡“法轮功辅导站站长”。

　　从此以后我俩便成了练功、传功最痴迷、最热心的人。为了组织功友练功、“弘法”，我们把儿女在外打工寄回的“养老钱”用来买资料、当车费，带在身边的6岁孙子也顾不了了，经常饿一顿饱一顿，有时还把他带在我们练功场所。儿女知道后非常生气，并叫我们不要炼了，要相信科学，有病就得吃药，在家带好孙子，过正常的生活。而丈夫却告诉他们：“这是为全家人好，等哪天修成了，带一家子上天国去过好日子。”儿女们气得无话以对，责骂我们是“走火入魔”了。而此时，丈夫的病也由于一段时间没吃药，开始出现了口齿不清，流口水的症状。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了法轮功。反邪教志愿者找到我俩，劝说我们不要再炼法轮功了。面对反邪教志愿者的劝说，我有所动摇，丈夫却指责我说：“你太经不住考验了，你不是真正的大法修炼者。”我也因害怕放弃修炼会“形神全灭”，得到报应，继续坚持修炼。之后，我们练功转入了地下，还时常到邻近的中方县铁坡镇秘密资料站领取资料组织功友进行学习。

　　2003年6月，一村民急匆匆跑到我家，说我丈夫晕倒了，现在在洪江市人民医院。我一下乱了方寸，马上跑到医院，原来丈夫在去铁坡镇领资料回来的途中晕倒在中巴车上，是司机和本村一名群众将其送到了医院。医生告诉我说丈夫患有高血压、脑血栓，这次是短暂性晕倒，要求我们住院治疗。醒过来的丈夫却责怪我为什么把他弄到了医院，并开始拒绝用药，还拉着我悄悄对我说，“这是‘师父’对他一次考验，只要过了这关，消除一些‘业力’，身体就会好起来，不要让药使他前功尽弃”，我当时对他的话深信不疑。在我们执意要求下，第二天医生不得不让我们出了院，出院时医生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丈夫的病，现在还不算严重，要经常来检查，常吃一些降血压、溶血栓的药，不然怕会中风的”。过后，丈夫却对我说，我们是“大法弟子”，以后不能再沾药了，吃药会把“业力”吃回去的。

　　几天后，怀化市法轮功辅导站的地下负责人又悄悄来到我家，说我丈夫悟性高、定力强，远在美国的“师父”也会知道的，“师父”一定会用“法身”保护好每一个练功人，要修炼成功，必须要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当时丈夫倍受鼓舞，继续跟从李洪志“上层次、消业祛灾、得圆满”，频繁约集功友交流心得和练功，全身心地“弘扬大法”。期间，丈夫又出现了几次眩晕，但他仍坚信李洪志的“消业”说，坚持用“定力”过了一“关”又一“关”。

　　2005年8月，天气十分炎热，丈夫还是经常外出联络功友、传递消息。有天傍晚回家洗完澡后，丈夫突然仰面倒在了地上，不醒人事。此时，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丈夫在过更难的“关”，上更高的“层次”，只要把功友叫来，一起发“正念”请“师父”帮丈夫渡过这一关，他就会好起来的。功友们来了后，把丈夫抬到了床上，我们便围在床前打坐，一起诵经。

　　直到第二天，丈夫却一直没有苏醒的迹象，这下我急了，马上打电话把儿女们叫回家。儿子赶回来后背起丈夫就往医院赶，到医院后经医生确诊为脑血栓导致的严重中风，苏醒已经是不可能了。而我此时还在幻想“师父”的“法身”显灵，救醒我的丈夫。在昏迷了半个月后丈夫还是停止了呼吸，离开了我们。

　　面对这一切，我欲哭无泪：为什么我们夫妻这么虔诚地练功、“弘法”，却得不到“师父”“法身”的保护？为什么这“业力”越消越多，甚至搭上丈夫的命？

　　丈夫的死让我痛心不已，也让我看清了法轮功的邪恶本质。在儿女们的带领下，我主动去医院做了检查，并进行了腰椎间盘突出的微创手术，如今伴随我多年的腿脚疼痛已经消失了，但留在儿女们和我心里的痛又什么时候能消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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