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曲素英,今年41岁,赤峰市红山区城郊乡农民。1996年,在丈夫刘海的影响和带动下接触了法轮功,开始由于我的文化程度比较低(小学文化),字识得不多,看书比较吃力,就没有看书,只是从丈夫那里了解法轮功的一知半解,当时对丈夫把法轮功说神乎其神表示怀疑,不敢相信世上会有那样成仙成佛的好事,因此对法轮功也没有抱有更大的幻想,只是本着强身健体的目的跟着丈夫出去练练动作,有时间就练练,没时间就不练了。
后来丈夫看我学法不“精进”,怕我掉队错过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就教我识字,帮助我学法。我通过努力也能够读通了《转法轮》,并能了解和掌握了书中的一些“法理”,本来就迷信的我慢慢地也被书中“消业”、“法身”、“圆满”等诱人的东西所吸引。同时通过有规律的练功锻炼和不断修心性的心理调解,身体的小毛病得到了缓解,平时生活中的一些烦恼得到了较好的克服。我感觉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混身有使不完的劲。别人都说我比以前精神了,气色也好多了,仿佛又焕发了昔日的青春活力。因为我当时也不知道其中的科学道理,就认为是法轮功的功劳,是李洪志的“神通”。因此,我对法轮功由半信半疑到深信不疑,对李洪志更加崇拜。
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同丈夫一起如饥似渴的练功和“学法”,每天早上去练功点练功是雷打不动,风雨不误,每晚“学法”、练功至深夜,而且从没间断。
随着不断的痴迷,法轮功的那些“圆满”、“上层次”之类的思想完全占据了我的头脑,认为自己在有生之年遇上了这么好大法,不但自己要好好珍惜,还同接触的亲戚和朋友张口闭嘴都是“师父”、“法身”等词语,而且大谈特谈法轮功的种种“神奇”,并极力劝说他们都来练习法轮功。这样不仅使他们得到了救度,自己也提高了层次。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了法轮功,我和丈夫当时很不理解,心想,这么好的法国家怎么会取缔呢,一定是国家搞错了,早晚会正过来,一旦放弃,这么多年就白修了。所以,我同丈夫不但始终没有停止练功学法,而且还在“上层次”、“圆满”等利益驱使下做了好多让人无法理解的错事,因为“圆满”对于一个生命来说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于是,我们就在家偷偷地练,心想,只要持之以恒,虔诚修炼,总会修成正果。特别是当接到李洪志的一篇篇“经文”,我们夫妻俩更加为这即将到来“圆满”所动。如李洪志在一篇经文中说:“要想圆满必须通过一次毕业考试,而这次考试,对每个人来说,简直就是生与死的考验”,并且多次讲到,要“圆满”就一定要“走出来”,“走出来”就成了走向“圆满”的必经之路,这个“走出来”在当时的认识和理解,就是走出家门,与政府对抗。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我与丈夫1999年10月25日同其他功友一起进京,进行所谓的“弘法”和“护法”。这次行动,虽然政府没有对我们的违法行为追究法律责任,但我们不但不领情,还认为这是政府对我们“大法弟子”的迫害,是“魔”的干扰。
由于这次的进京行动,使我和丈夫引起了社会的重视。为了及早挽救我,反邪教社会志愿者多次到我家做我和丈夫的挽救工作。我俩把他们当成修炼路上的“魔”,为了逃避他们对我们的干扰,寻求好的修炼环境,2002年的8月份,我们夫妻俩把刚上小学的儿子丢给年老体弱的父母,离家出走了,过着一种流浪的生活。我们在异乡,白天打工,晚上学法练功,虽然很艰苦,但想起自己能在没有干扰的环境下修炼,而且离“圆满”越来越近,等“圆满”后,能过上神仙一样的生活,而且能给老人和孩子更大的回报,还感到无比的欣慰。
到了2004年6月9日,正当我们幻想着即将“圆满”时,我丈夫的身体突然出现了问题。他时常头晕,晚上很晚不能入睡,入睡后就是做梦,整天晕头转向,没精打采。我们俩以为这是“业力”太重造成的,是修炼上“层次”的正常情况,只要坚持修炼,“师父”就能为丈夫“消业”,达到净化身体提高“层次”的目的。我们俩不是去就医,而是利用一切时间加紧练功,并反复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妄图通过二人的力量加持功力,得到“师父”的“法身”保护。但事与愿违,不管我们俩怎么坚持练功,丈夫的病不但不减轻,反而越来越重,并于当月的25日丈夫在打工期间突然晕倒。经到医院及时抢救,虽然脱离了生命危险,但医院诊断我丈夫是因为高血脂引起的左脑血管狭窄并造成脑血管堵塞后形成的脑出血,在大脑内的淤血没有彻底清除之前,他的生活不能自理,也就是成了瘫子。
这一事实让我非常震惊,无法理解,我和丈夫曾经是如此地“信师信法”,曾经是如此执着地虔诚修炼,可是,“师父”却没能像他承诺的那样保护我的丈夫,最终让他落得如此的下场。我和丈夫通过认真反思并求救社会志愿者的帮助,彻底认清了法轮功的欺骗性并同其决裂。
目前,通过到医院治疗,我丈夫的病逐渐好转,生活已能够基本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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