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邹丹予，现年34岁，大学文化，广州市人，在广州市一家企业从事人事管理工作。

　　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喜欢听外婆讲远古神仙的故事，对那悠远神秘的境界充满了好奇。因此当我于1994年底见到香港维多利亚公园里法轮功练习者宁静的打坐场面，我立刻就被披着“真、善、忍”外衣的法轮功吸引住，认为法轮功是导人向善的。并在机遇巧合下，于1995年底在母亲的协同下开始练习法轮功。

　　这个貌似“高尚”的功法，当初是以宣传“真、善、忍”骗取了我的信任，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李洪志要我在所谓排除思想中其他信念、知识的同时，就是精神控制的手段。在“祛病健身”、“消业”、“上层次”乃至“圆满”等诱人的附加值面前，我已经逐渐地丧失了正常思维和辨别事物的能力，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法轮功痴迷者。而我还沉浸在李洪志构建的虚伪世界里，认为自己找到了真正的信仰且不能自拔。

　　练习法轮功后，在李洪志歪理邪说诱导下，使我对现实社会许多现象都有不满情绪，对他人的劝说置之不理，自认为自己的认识是绝对正确的，看问题总是以法轮功为唯一标准，认定凡是与法轮功不同的认识都是对我的考验，是绝对错误的。甚至当时一位与我相识的练习者汪春晓因晚期癌症扩散住院时，我都没有为她感到担忧。听汪春晓说其曾远赴新加坡，请求当时在新加坡的李洪志给予救助，而李洪志说：“要走出来，达到标准才可以帮。”对于这样模棱两可敷衍的话，我与汪春晓猜度很久仍不得要领，但汪春晓和我及所有练习者一样还是选择信任李洪志，相信“师父”不会置弟子于危难而不管。汪春晓曾积极为“大法”做各项工作，甚至捐钱支持法轮功建设从无私心怨言，至死她都以为癌症是“师父”给她的考验。而我也认为这是“师父”给我的考验，看我是否能真正“放下”人情，所以当汪春晓死后我虽稍感难过，还是强压下了心中的疑虑，继续习练法轮功。今天再看自己当时的思想行为，我就是被这种盲目的信从和自负封闭了一切，根本不去看清法轮功的邪教本质和李洪志的真面目，当时的我真的是十分愚昧无知！

　　我以前一有时间总爱腻在家人身边陪他们说笑聊天，可后来我在李洪志宣扬的“放下情”、“一人练功，全家受益”等邪说的诱惑下，有时间就关上房门看法轮功的相关书籍，对家人变得冷漠，生活态度也逐渐消沉，特别是对待我亲爱的外婆。我曾是外婆口中的“小尾巴”、“贴身膏药”，老人是我心中最敬重的人，一生善良、坚强。是外婆告诉我人应该善良地活着，不可以被贪念、私欲埋没心灵，我也一直引以为戒。可是随着我对法轮功日渐痴迷，对老人的关心、照顾就一天比一天少，心灵在对法轮功狂热追求的贪欲中淹没。

　　外婆弥留之际，面对这位把我从小带大的至亲，我不但没有在病榻前陪伴，恪尽孝道，还用法轮功错误思想看待外婆的病情，认为她是在还“债”，没对外婆尽一丝孝行。正当我无视生老病死的客观规律，以为自己是放淡人情、外婆有“师父”保护时，却收到了外婆病危的消息。当我从游玩的地方赶回家，外婆已经不能说话了，只留恋地看了我一眼，就合上了眼睛，带着遗憾永远地离开了我。“子欲孝而亲不在”这种无法弥补的错误，在我脑海中成了永远无法抹去的印记，也成了我心中无法愈合的伤痕。我本该通过这件事认清法轮功反人伦、破坏家庭、腐蚀意志的本质，但我却没有。我用一丝丑陋的侥幸，想着外婆也许得“福报”了，来掩盖我的错误、自私、不负责任，并继续用李洪志的歪理邪说为自己找借口，开脱来自灵魂深处及社会的拷问。

　　我对父母、儿子少于尽孝、关爱。当儿子提出让我陪他玩耍的小要求，我都予以推卸时，我不但没尽母亲的职责，还错失了陪伴孩子成长的乐趣。以至儿子曾天真地问我母亲，他是否是外婆的亲孙子？今天我才明白，这并不是稚子无心之言，而是他对得不到母爱的一种困惑。

　　“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是曾经痴迷法轮功的练习者脱离邪教后用得最多的一句话。我在痴迷法轮功中失去了辩证思维，无法客观看待问题，受李洪志及法轮功邪说的煽动，社会阴暗面及一些不公平现象被无限扩大，使得我对政府的不满由此日益加深，法律、社会义务及责任意识变得越来越模糊。所以当明慧网散布什么政府“酷刑迫害”练习者时，我受邪教言论的蛊惑，在心中深深埋下了对抗政府，无视法律的罪恶祸根！

　　我曾一直陶醉在自以为是“珍惜生命”、“救人”的“使命感”中，虚荣心获得无限满足，最后深陷邪教泥沼难以自拔。直到在社会志愿者的帮助下，我才认识到自己曾经的愚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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